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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辩证法与人的主体性存在（第1页）

二、辩证法与人的“主体性存在”

前文通过对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与其主体性思想之间深层关系的探讨，揭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在本节，我们试图探讨辩证法与人的主体性存在之间的关系，来揭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众所周知，辩证法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在整个马克思哲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对于应该如何理解辩证法的理论本性和思想内涵，国内学术界有着很不相同的认识。笔者曾把以往辩证法研究概括为“自然主义范式”、“认识论范式”和“实践论范式”三种对辩证法的理论对象和思想旨趣有着重大不同的理论范式[1]。在本节，我们将从人的主体性存在与辩证法的深层关系出发，揭示辩证法作为“人的自我理解学说”这一理论本性，从而充分阐发马克思辩证法理论所具有的当代意义。

（一）“死”的理论概念与“活”的人的存在：哲学所面临的重大矛盾

人的“主体性”存在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哲学思维方式来予以把握。在哲学史上，“认识你自己”，这一德尔斐神庙上的谕言始终是哲学探究的最高主题，“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2]。一部哲学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人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史。然而，虽然哲学把认识和理解人的存在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却并不意味着它必然能找到通向“活生生”、“真实”和“具体”的人的存在道路，恰恰相反，在哲学史上，哲学家怀着认识人的目标的无限热情而开端，却常常以人的存在的失落为结局，人的存在失去了“活生生”的、“具体”的生存性质，被“抽象”化成“现成”的“存在者”，并由此引发人的“自我认识”的危机。这是哲学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无数先哲睿智们费尽心力，企图对人的存在给出一种明确的、“本质”性的说法，然而，人犹如一个调皮的精灵，总是躲避着对他的把握，当哲人们殚精竭虑，自以为达到了对人的一劳永逸的理解时，人马上又露出他的另一副面孔，证明了这所谓“一劳永逸”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觉。

之所以产生这种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的存在方式所具有的特殊的、具有辩证特征的“生存”本性。

这里所谓人的“生存”本性，所意指的是人的存在所具有的“活生生”的性质。作为“活生生”的存在，意味着人的存在是无法由知性概念所把握的，人的存在是一个活泼泼的“现象”，它是通过其生存活动“显现”和“生成”出来的，而不是一个由先验的本质所规定好的“现成存在者”，对于这样一种特殊的存在者，知性化的概念式思维方式并不适用，知性化逻辑由于其僵化和凝固性与现成存在者是相适应的，而人的存在由于其“活泼泼”的性质因而具有“超概念”的品格。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这种“活泼泼”的生存本性，实际上就是以实践活动作为本源性的生存方式所显现出来的人的生命特性。对此，马克思曾有过许多专门的论述，例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这样论述道，“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3]；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更进一步这样说道，“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4]；“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5]。

从这些关于人的集中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1）马克思把人的类本性归结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这意味着马克思完全是从“生存活动”的角度而不是从“现成存在者”的角度来理解人的“本性”的，不仅如此，马克思还用“自由自觉”来规定人的这种“活动性”，更进一步强调了人区别于“现成存在者”的生存特性，“自由自觉性”表明：人是一种通过实践活动不断否定和生成自身的超越性存在，“可能性”而非“现成性”构成了人独特的存在本性；

（2）马克思认为，人区别于物的地方不在于人具有某种人所独具而动物不具备的“本质属性”，而在于人的整个存在方式与之已有了根本的区别，即人是一种以“生产活动”为存在方式的特殊存在者，是这种存在方式，而不是某种现成的先验本质构成了人与物相区分的分界；

（3）马克思认为，对于人不能运用知性逻辑和对象化的理论理性态度来予以把握，人是什么样的，完全是与他如何“表现”自己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完全是与他的“生产”一致的，因此，人不是一种摆在眼前的作为认知对象的现成存在者，而是在生存活动中显现和展开自身的一种历史性的特殊存在者。

具体而言，人这种独特的“生存”本性，可从如下方面得到更为充分的表现。

（1）以实践活动作为人本源性的生存方式，“人的存在”具有“自相矛盾”、“二律背反”的悖论性质，这一点既体现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又体现在人内在的生命结构上。就人与世界的关系而言，“人的存在”是一个由多重矛盾关系构成的开放网络，其中交织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既有确定区别同时又否定性统一的复杂关系，人、自然与他人，三者三位一体，密不可分，同时又相互对立和矛盾，形成了人既以自身为中心，同时又向自然、向他人开放的新型关系；就人的内部生命结构而言，人的生命是一个由多重矛盾关系相互渗透、相互交错的复杂系统，自然性与超自然性、肉体与灵魂、感性与理性、历史性与超越性、有限性与无限性、自在与自为、自我与他我、本能与智慧、生与死，等等，这些相互对立的两极性矛盾关系在人身上同在共存，并且两极相通，共同构成人生命的有机环节，人的生命不存在于任何一极，而存在于这些矛盾性环节的否定性统一之中。可见，无论从人与世界的关系，还是从人生命的内部结构而言，“矛盾性”、“悖论性”都是人的生命存在中最为显眼的特性，“人的存在”就是包括所有这些矛盾关系在内的一个“全体”，一个“完形”，对这些矛盾关系中任何一方面的抽离，都将会使人不成为其存在。很显然，“人的存在”这一特性是其他任何现成存在者的存在都不具备的，纯粹的自然物或纯粹的超自然物（神）都是无所谓“矛盾”和“悖论”的，前者是铁板一块的“死的物质”，后者是极端超越的神圣世界，单极性、单向性构成了人之外一切存在的基本特性，唯有“人的存在”充满矛盾性和悖论性。

（2）以实践活动作为人本源性的生存方式，“人的存在”的另一特殊之处在于他巨大的包容性。人来自于自然，直接的就是“自然存在物”，但他生成于自然演化的巅峰，集中了存在的最高精华，他不像其他存在者的存在一样有着对象范围的限定，如动物只属于它们生存的特定环境。人不但要与各种事物乃至一切对象打交道，而且通过对象化的活动还能够把它们变成自身结构的组成部分，成为“为我的存在”和“人的无机身体”。人的这种巨大的包容性，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6]。在此意义上，人实际上是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存在”，要真正认识人，就必须认识整个世界，人的自我理解与世界的自我理解是结为一体的。毫无疑问，人的这种巨大的包容性是任何其他存在者的存在都不具备的：人是一切，包含了一切，却又不是一切，不能把他归结为一切中的任何一种，即使我们认识了一切，也不等于把握了“人的存在”。很显然，这是“人的存在”的又一个极为特殊之处。

（3）以实践活动作为人本源性的生存方式，人还是一种处于普遍联系之中的存在，它既处于与自然的普遍联系之中，又处于与他人的普遍的社会关系之中，就前者而言，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是“人必须不断与之交往的人的身体”；就后者而言，人在对象化的活动中，总是超越个体的特殊性，成为一个普遍的、具有社会共同性的人，社会是人与自然进行交往的中介环节，“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7]。人与自然、人与人在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这种普遍联系表明，无论从原始意义还是发展的意义上来说，人都是与整个世界融为一体的，人与世界具有一种否定性的统一关系。很显然，“人的存在”的这一特性是其存在者的存在所不具备的特殊性质，以一种合适的方式来把握人的这种普遍联系性，而不至于把人与世界知性地割裂开来，无疑是一个难点。

（4）以实践活动作为人本源性的生存方式，“人的存在”的另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个不断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历史发展过程，“否定性”与“超越性”以及由此而生的“历史性”是人生存方式的又一重大特性。按照常识的理解，否定有两个含义：①否定事物的存在或事物的真实性；表示否认的，或反面的（跟肯定相对）的意思[8]，这是从外在的、消极的意义上理解“否定”。如从哲学角度来理解“否定”，它所指的则是“内在的超越”和“辩证的发展”，而这正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根本特征，人从来不是一个“现成”的、被某种前定本质所规定的存在者，在生存论上就是“它在其能在中尚不是的东西”，它“能够有所领会地对它自己说：‘成为你所是的’”[9]。通过生存实践活动，不断实现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并在此历史过程中“成其所是”，正是人最基本的生存本性。很显然，这种“自我超越”和“自我否定”的“历史”本性同样是其他存在者的存在都不具备的，纯粹的自然存在或纯粹的超自然存在都是“自我肯定性”的，前者局限于自然给定的樊篱而不得“越雷池一步”，因而它根本谈不上“自我否定”，后者则是已自足完满的神圣存在，因而它不能也毋须“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因此，无论从自然存在，还是从神的观点来看，“人的存在”所具有的“自我否定”特性都是不可理解的。

人的存在的上述“生存”本性，表明了他与物的存在方式有着根本不同。物的存在方式具有如下特点：

（1）封闭性。物的存在性质完全是由它的物种所决定的，对于动物而言，它一来到世界上，就是一个“全”，大自然已经为它的全部生活规定好了，它不可能超越自身成为一个“不是其所是”的存在。因此，动物的存在完全是由自然赋予的前定性质所规定的，具有“本质前定”的性质，而且，正是这种本质前定的性质，决定了其存在的封闭性。

（2）无矛盾性。物的存在与其自然物种的规定完全一致，动物个体与它的种完全一致、动物个体生活与其物种生活也具有完全的一体性，因此，动物的生活总是处于一种“圆融”的统一状态，根本不存在自然性与超自然性、肉体与灵魂等内在的冲突和紧张。所以，正如马克思所说：“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10]这种与生命活动的直接同一性，决定了动物的生活必然处于“无矛盾”的混沌状态，它的生活必然是一种单一而又单调的生活。

（3）孤立性。物种的规定性同时也决定了它与环境、与其他物种以及物种内各个体之间的隔绝。就与环境的关系而言，除了使用单一的尺度即物种的尺度与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外，它不能越雷池一步与他物和周围环境发生能动的关系；就同一个物种内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而言，物种与个体的直接同一关系既把个体和个体分离开来了，又使它们失去了个体的自主和差别；就与其他物种的关系而言，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律支配着一切，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联系。这种存在状态，表明了动物的生活必然处于一种孤立状态。

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是由于实践活动这一人的特殊生存方式，使得人具有了一种特殊的辩证的“生存”本性。人与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是一种具有“生存”性质的特殊存在，而后者只是“现成的存在者”。人不是如同物一样现成地摆在那里的存在者，不是给予的、前定的、固定不变的存在者，而是一种处于“生存”活动中的、由自己的生存活动创生的“活生生”的存在者，就此而言，甚至可以说，人已经具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存在逻辑”。

人是“活”的，但理论概念却是“死”的。正如前文所述，一切理论概念都是从某种有限的视角对对象的把握，它具有“僵化性”和“片面性”并因此具有“有限性”。那么，“僵死”的“片面”的“有限”的理论概念如何能够把握“活泼泼”的人的存在？以“死”的概念范畴来把握“活”的人，岂不会使“活”的人窒息和禁锢而“死”？

这就是以生活实践为根据，在“人的存在”问题上所产生的“有限的理论视角”与“无限的人的存在”之间的矛盾。理论哲学范式中传统辩证法所要解决的“有限的”知性规定与“无限的”形而上学实体之间的基本矛盾在这里转化为“有限的”理论视角与“无限的”人的存在之间的矛盾。对此矛盾的自觉领会与解决，必然推动辩证法从理论理性层面向实践理性层面的转向。

（二）有限理论视角的“无限化”与“人的存在”被抽象

由人特殊的“生存”本性所决定的人特殊的“存在逻辑”内在地呼唤一种与之相应的方式来予以把握。这种方式既不能是常识的，也不能是科学的和逻辑的，而必须是“活生生”的哲学的方式。这是哲学所面临的一个十分重大的挑战。

从哲学史上看，在此问题上，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哲学的思维范式，这其中既包括形而上学的知性思维方式和知性逻辑方式，也包括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理论哲学思维范式支配下的作为理论理性的辩证法。在根本上，对于“活泼泼”的人的存在来说，这种思维方式和理论范式是“僵死”的，而用“僵死”的方式来把握“活生生”的人的存在，必然导致后者的抽象化。

知性思维方式或知性逻辑，是一种把有限的知性规定绝对化的思维方式与理论逻辑。如前所述，它把运用理论理性，把握永恒在场、绝对同一的超感性实体作为哲学的最高目标，因此，抽象的“同一性”观点，构成了其理论范式的核心，追求绝对实在的“绝对主义”，追求溯源的“寻根情结”，二元分离、两极对立并在两极中寻求单极的“绝对一元论”，非时间、非语境的“同一性思维”，逻辑高于实践、静观高于行动的取向等，构成了这种理论范式的基本特点。它认为，知性逻辑是通达“终极存在”的最为根本的途径，在一种主客对立关系之中，通过理性的抽象活动，形成关于世界的最具普适性的概念，然后把这一普遍性、同一性的概念实体化，这一实体化的概念便是世界万物的“终极存在”，达到对它的捕获也就意味着对“存在”问题的解决。对此，恩格斯曾概括道：“旧形而上学意义下的同一律是旧的观点的基本原理。”这里的“旧的观点”，就是指传统形而上学的旧的世界观，“同一律”即是指传统形而上学理论范式的基本原则，也即我们常说的实体本体论的知性思维方式或知性逻辑。

这是一种在根本上遮蔽人辩证的“生存”本性因而与人辩证的“存在逻辑”相冲突的思维方式，以它来把握“人的存在”，必然导致人真实存在的遮蔽和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