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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下的国际格局与世界秩序（第1页）

02“百年变局”下的国际格局与世界秩序

一百年前，中国也是“大国”——但那是腐朽、破败的“老大帝国”、“东亚病夫”，与另一个“老大帝国”、“西亚病夫”奥斯曼土耳其在欧亚大陆的两端遥遥相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同时也敲响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丧钟，而“一战”结束后帝国列强之间的分赃会议却激起了中华儿女的高昂斗志，唤醒了沉睡的东方雄狮。从此，两个“病夫”走上了完全不同的自强之路。

中华儿女一百年的不懈奋斗，争取到了民族独立，打跑了形形色色的侵略者，让中华民族从此站立起来。中华儿女七十年的努力奋斗，把一个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儿女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让每一个中国人分享到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红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开始追求品质更高的美好生活，也更加明白国家富强与个人命运、得失、荣辱之间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

本章将从当下最热点的时局入手，借助“国际格局”“国际体系”等国际关系基本理念梳理一百年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加速崛起而导致的国际力量对比的巨变，以及由此对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中俄关系等“大国关系”造成的深刻影响，并在后续的章节中进一步探讨这些“变局”与世界秩序变革之间的关系。

一、“国际格局”的定义与判断标准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战”已经持续一年有余。随着美国将中国指认为“汇率操纵国”，这场旷日持久的纷争又存在向金融、货币领域转移、升级的可能。

对此，国际社会对中美这两个世界上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敌对关系深感忧虑，种种有关中美关系走向的负面预测频见报端：有人说中国对美国秘密发动了的“百年马拉松”式的竞争，而美国必须且正在对此进行强硬回应，有人说中美“修昔底德陷阱”已无可避免，有人说中美关系已至“临界点”，更有甚者对“下一次大战”进行预测和评估……

处在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究竟将何去何从？我们能否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长时段，以及国际格局变化大势的视角来对其进行深度解读并得出有益的启发？本节试做浅析。

在国际关系领域，决策者和理论家们在观察世界、分析问题、制定战略时，都不可避免地要首先对“国际格局”进行判断，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其他具体问题。当年美国学者肯尼斯·沃尔兹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大师的历史地位也是由其“结构现实主义”所奠定。这是因为，他的研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简明、优雅的分析框架，帮助所有的分析者对“结构格局”（strufiguration）这个根本性问题做出更有力的回答。那么，究竟何谓“国际格局”？

“国际格局”通常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大国间的实力对比，二是大国间的战略关系。从这个定义来看，通常某个大国的崛起（譬如时下的中国、19世纪末的美国等）或衰落（如苏联解体、“二战”后的大英帝国等），以及他们之间的战争（如“一战”“二战”）、联盟转化（如轴心国、协约国集团的形成）等，都是国际格局变革的原动力。而小国在这些大博弈（GrandChessboard）中基本没有多少影响或作用。

一般来说，国际格局有单极、两极和多极三种基本形态。所谓“极”（polar）就是指在这个系统内，处于绝对优势地位（predominant）的那些超级大国。单极格局，譬如古代东亚世界里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譬如“冷战”后美国的“一超独霸”。在该格局中，霸主凭借无与伦比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优势而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因而受到体系的限制最少，行动自由度也最大。古代中国受制于当时落后的交通和通信条件（或许还有儒家的和平主义思想）而对邻国较少干预；但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尤其是小布什时期，则充分利用（或滥用）其“单极时刻”而恣意妄为，譬如在未得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发动多场战争。

两极格局下，最强大的两个霸主相互敌对，或直接发起攻击，如东罗马与帕提亚帝国（伊朗）在西亚的竞争；或两者间不发生直接冲突，但通过建构联盟、操纵他国进行“代理人战争”，雅尔塔体系下的美苏“冷战”最为典型；或者兼而有之，如春秋晋楚争霸、西汉与匈奴。而处于夹缝里的中小国家则很难保持中立，时刻面临着选边站队的难题。至于多极格局，最典型的莫过于近代欧洲以及“一战”后所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不少结构主义者看来，两极最稳定，多极最不稳定。人们对高度等级制的单极体系讨论最少，盖因近代以来其鲜有出现；美国曾欲将“单极时刻”延续为“单极时代”的图谋也很快归于失败。

在不同格局下，无论大国还是中小国家，行为模式及其所受限制都大不相同。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模糊不清或认识偏差，那么将难免犯站错队伍、南辕北辙、事倍功半等“路线错误”，从而给国家带来灾难。所以说，“认清时局、判明大势”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国际体系的构成要素示意图

注：虚线所框定的三个要素（国际规范、大国实力对比、大国战略关系）是比行为体变化更快的变量，因此崛起国可以通过改变它们来推动国际体系的转化。[1]

二、当前国际格局的“两极化”趋势

目前中国的影响力，除了经济之外，在其他领域都不是全球性的。而美国依然保持其全球霸主的地位。但鉴于中国在东亚—西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剧增，越来越多的战略家开始认识到一个两极格局正在东亚地区逐步显现。其最重要的表现有二：一是美国的“相对”衰落，即其维护世界秩序的能力在下降；二是中国的“相对”崛起，这包括两方面，既拉近了与美国的实力差距，同时还和其他大国拉开了距离（譬如日英法德等传统西方强国，以及其他金砖国家）——此二者缺一不可。

先说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华盛顿维护世界秩序的能力明显下降。有学者指出，奥巴马政府缺乏改革能力是美国世界主导地位下降的主要内因，即他对内政和外交政策都无力进行实质性改革，所以美长期无法彻底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乏力。更重要的是，美国对于海外军事胜利的运用不当，未能使其有利于积累国家财富和提高国际地位。两千年前，玛哈巴尔曾评价迦太基名将汉尼拔：“他懂得如何获取胜利，可却不懂得如何利用胜利。”美国亦然。特朗普上台并执政两年后，这一趋势并未从根本上改变。

再说中国和其他强国。尽管中国近两年经济增长放缓，但也只是相对过去每年8%左右而言；放眼世界，对比美、欧、日、俄，中国的经济活力仍令人瞩目。用布隆伯格的话说就是“短期起伏无法掩盖中国的巨大潜力”。受中国经济崛起的拉动，东亚地区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动机，该地区的GDP将很快超过欧洲。受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影响，当前欧洲和美国都处于相对衰落之中，但正如阎学通等学者所强调的，“两者的性质不同，因此其对世界中心转移的影响也不相同”。在未来十年内，美国的衰落不会改变其超级大国地位，仍将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至少可以保持与东亚的影响力相当，因而仍将是世界中心的组成部分。然而，欧洲的相对衰落则将使其世界影响力小于东亚，于是东亚将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中心的组成部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整个欧洲的相对衰落是导致当前世界中心转移的原因之一。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欧洲不存在具有成为世界超级大国潜力的国家，而位于东亚的中国则具有崛起为拥有世界级影响力的超级大国的潜力。

在我国政界和学界，“多极化”仍然是一个“政治正确”的官方提法，是对未来国际格局的正统判断。但是从美国的种种表现来看，华盛顿已经明确无误地确认了两极化的趋势，只不过出于维护“唯一超级大国”颜面的考量而不愿意公开承认罢了。所以我们对美国，既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其实际战略行为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亚太再平衡”（AsiaPivot，Re-balang）战略——明白无误地把中国视为未来最大的威胁，于是从欧洲后撤，同时在亚洲重新布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进一步出台了“印太”战略（Indo-PacificStrategy）。由此，当下东亚两极化的趋势已经愈加明确：在安全上，中俄靠拢，对抗美日；在贸易上，美日提倡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方案，中国则支持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方案；在金融上，中俄组建的金砖国家银行不包括美日，而美日都不仅拒绝参加中国倡导的亚投行（AIIB），还劝阻韩、澳等盟国不要参加。

三、“两极化”趋势对中美关系的冲击和影响

从经典的结构现实主义角度来看，过去维系中美关系“合作性大于竞争性”的根本因素主要在于中国总体国力长期远逊于美国。然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恢复乏力，而中国经济则继续保持较高增长，中美实力差距加速缩小。尤其在东亚亚太区域层面上，有学者捕捉到“亚太中美两极格局”的形成趋势。[2]如杨原和曹玮借鉴国际通行的对“极”的定义和定量测评方法，通过严格的定量计算指出：“当前的中国至少可被视为一个‘准超级大国’或者‘亚超级大国’。事实上，如果根据这7个国家2001—2014年各自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军费开支的年均增长速度计算，中国的相对实力将于2017年超过25%，达到26%。果真如此，一个新两极体系可以说真的已经近在眼前。”[3]

如果说中国学界对（亚太）中美两极化趋势还存在一定争议[4]，那么，美国政府和战略界、学术界对中美实力差距加速缩小的共识则明显在加速形成。从奥巴马政府2011年抛出“重返亚洲亚太”（pivottoAsia）开始[5]，到2012年美国防长帕内塔（Leoa）提出的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rebalang）[6]，再到特朗普上台后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这一系列举措清晰地描绘出这一趋势及其发展、演化的路径。[7]李成在讨论“美国对华政策变化的三股潮流”时指出：“在美国官方的战略安全报告、国防报告、特朗普的国情咨文演讲里，都有一段把中国作为对手之一的描述，而且排在俄罗斯前面，在安全领域要对中国加强遏制。”[8]

在安全领域之外，过去长期扮演中美关系“压舱石”的经贸联系现在也正从“问题解决者”变成“问题本身”。

在政府层面，这一改变主要体现在特朗普对经贸、网络等问题的“安全化”处理上。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演讲上，特朗普明确表示，“经济上的安全并不仅仅关联到国家的安全，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它是生死攸关的——对于我们的国家实力来说”[9]。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Ross）在另一场合也表示：“经济安全就是军事安全。没有经济安全，就没有军事安全。”[10]美国政策精英认为，“中国制造2025”将从根本上挑战美国的科技与经济优势，从而使美国在对华竞争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而特朗普政府对中兴、华为等中国企业的打击则是为上述表态做出的注脚。[11]

在商界，根据袁鹏的观察，过去美国政府每次欲制裁中国都会遭到企业界的批评和游说，但现在这些企业则保持缄默，甚或支持对华制裁。因为他们认为，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全面升级、对外资优惠政策的减少，中国市场正变得越来越难以进入。因此，他们的对华立场也从“接触”“融华”向“遏制”“打压”转变。[12]

正如前文所论，在这个两极化的态势中，东亚中小国家的安全战略已有“选边”趋势。譬如，曾寄希望于美、日等“第三邻国”的蒙古，已经逐渐意识到只能依靠中、俄；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泰国等向中国靠拢；还有一些国家在美国压力下，试图与中国拉开距离，但目前还靠不上美国；新加坡、越南明确依靠美国；菲律宾从阿基诺三世的亲美立场上后撤，转而在杜特尔特治下对华采取务实政策；印尼和文莱存在观望情绪；韩国维持美韩同盟的大政方针不会改变，但显然中韩关系也已经走出了“萨德”的低谷。

必须指出的是，中美竞争和世界两极化并不必然意味着“重回冷战”，因为第一中美早已不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抗；第二，不同于苏俄，中美不断加深的经济合作和人员往来将两国绑定、互嵌而难以切割。中国经济在世界的巨大比重以及与美国—西方经济体千丝万缕的有机联系也使他们无法采取类似对普京的制裁与抵制措施——因为那种伤敌一千自伤八百的代价实在高昂。质言之，西方大国对我国崛起、“做大”心有不甘，但又不愿或且不能公开抵制、对抗，正所谓芥蒂已深、颜面犹存。

明确这一点，我们将看到中美之间“斗而不破”的“冷和平”（ColdPeace）或曰“和平竞赛”（Peapetition）的局面早已形成：一方面，两国安全竞争加剧、外交关系屡遭波折，但最为敏感的军事交流仍可以得到有效维持。举例而言，尽管中美近年来在地区安全等问题上存在较大摩擦，但2014年12月12日在亚丁湾两国海军舰艇仍然首次实现海上“意外相遇”演练，这不仅是两国军事交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而且也是和平竞争的重要标志。同理，当前中美经贸、金融摩擦加剧，且有成为“持久战”的趋势；但中美目前依然在军事领域积极管控危机，以避免在两个核大国之间爆发直接军事冲突。

四、中欧全面深化战略合作的挑战与潜力

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欧洲诸国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在中美贸易摩擦尚未止息、逆全球化与保护主义盛行、区域合作受阻的背景下，中欧“一带一路”合作的意义尤其重要，因为它不仅有利于中欧双方自身的利益，更能为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源动力，为最终建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坚实的基础。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虽然中欧“一带一路”合作潜力巨大，但当前中欧关系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

1。中国外交版图中的欧盟与欧盟报告中的中国

2019年3月21日至2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意大利、摩纳哥、法国进行国事访问，由此开启他2019年的首次出访行程。

4月8日至12日，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赴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出席第二十一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赴克罗地亚出席第八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并正式访问克罗地亚。此访是李克强总理今年首访，也是继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下旬对意大利、摩纳哥和法国成功进行国事访问之后，中欧之间又一次重要高层交往。

在如此短的时期内，中国两位最高级别官员都将其新年首访日程如此密集地排布在欧洲，在中国近年来的外交活动中是罕见的——这显然不是巧合。中国当下对欧洲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就在中国日益提升欧洲在其外交议事日程中的地位的同时，欧洲的反应却耐人寻味。就在中国领导人高访前夕的3月12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欧中战略展望》报告，并向欧洲理事会、欧洲议会等决策机构提出“十点行动建议”，旨在实现“深化欧中接触、保证经济互惠均衡、维系欧盟长期繁荣”等目标。

报告认为，当前欧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在发展；但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提升，中国在给欧盟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伴随巨大挑战——对此，欧盟需要审慎应对。报告一方面承认中国在诸多领域是欧盟的“天然合作伙伴”，但另一方面，也同样是其在经济和政治体制治理模式上的“竞争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