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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演进 现代化的第五层楼（第2页）

早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手工业就已经很发达了，而工业之所以叫“革命”，就是因为达到了手工业达不到的高度。这种高度就来自于通过标准化使大量具体环节的劳动像“积分”一样大规模联系起来，后来又通过批量化、系统化、信息化等历史进程使人类劳动成效指数化增长、走向全球、走向超现实空间。而就具体环节的劳动来说，当今世界的个人动作行为与手工业时代差别不大，差别大的地方在于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程度。

从认识论来说，“工业化”可以分析成标准化、批量化、系统化、信息化、智能化五个方面，五个方面又可以综合成现代时空、现代市场网络、全球化、信息空间、解放人类双手等，实际上这就是当代的“现代化”。当代人类生活离不开电网、水网、通信网等网状系统工程，它们就像阳光、空气一样构成人类生活空间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是当今世界的“底层架构”。

在这样的时空结构中，很多曾经的困难问题变得容易解决，例如，20世纪80年代，汽车厂的产量问题对中国来说是个难题，单个工厂的产量比世界先进水平相差可达百倍，但当今则完全不成问题，其中的原因无非是当年的供应链、生产线、软件等方面能力不足，归根到底就是网状系统工程不够发达。而在当今，汽车厂是可以做到“无人”的，原理也可以理解为把网状系统工程布设到位，就可以在各个环节上代替人力投入。当然不是完全不需要人，但人的工作可以在“厂外”，例如设计、编程，这类工作在统计上算服务业而非制造业。假如汽车产业从制造业岗位密集型转为服务业产业密集型，能说是发生了“去工业化”过程吗？这样的现实情景恰恰发生在以美国底特律为代表的一些传统的汽车制造业基地。当今美国底特律大量汽车工人失业、城市萧条破败，而汽车工厂也迁到别的地方去了。有人说假如把汽车厂迁回，给工人提供就业机会，不就“再工业化”了吗？[16]问题在于，相比20世纪70年代的制造业岗位数高峰时期，当今美国的汽车产量更高，但只用了原先约三分之一的人，而汽车厂外迁正是为了到网状系统工程配套更完备的地方去实现这种效率提升，并且事实上也创造了不少新增就业岗位，例如软件工程师。对汽车公司来说，以“回到底特律”的方式去“再工业化”，有必要吗？

不同国家的现代化程度有高低，故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分。而这种分别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网状系统工程的差别，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主要在于网状系统工程发达。网状系统工程的发展来自于“用起来”，只有用起来，围绕网状系统工程的应用生态链才会形成，从而网状系统工程本身才会得到发展，而用起来就要求开放性。因此开放性是发展网状系统工程需要的品格。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其实往往存在于寻求工艺突破的过程中，这类过程从工作方式上看，主要是手工业时代的。这倒可以从逻辑上得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其实是中国人民所具有的品格，中国工业当然具有这种品格，但中国其他领域也有这种品格。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其实既不是中国工业崛起的主要原因，也不是中国工业崛起带来的经验，但却与中国工业崛起有着高度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如何理解？这涉及当今世界（或“现代化”）与其所依托的空间的关系。当今世界本身是一种空间结构，但它也有所依托的基础空间。在中国，这个基础空间就是五千年文明体。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从落后挨打到“站起来”、“富起来”的现代化进程，自主工业化在其中是一条主线，但不是全部原因。自主工业化带来的自主网状系统工程体系，使原先就存在于五千年文明体中的诸多劳动行为被纳入当今世界，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把中国这种发展变化放在历史与世界维度构成的“大坐标”当中看，相当于中国整体上在很短时间里变得“值钱”了，也就是估值迅速上升。这种过程是怎么发生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带来的“高精尖”部分突破能够提供部分解释，但只是一部分。哪一部分？是作为集结其他经济活动的核心的那一部分，没有这部分，就没有其他经济活动的集群化，但其他部分先要存在并有效运行才行。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五千年文明体中原本就存在的诸多因素才是中国能够崛起的根本原因，通过在当今世界发生重组过程，出现了整体性的估值上升，才能够完全解释中国崛起。

于是，我们可以认识到，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是个整体，要追求有利的“生态位”，就要提高整体估值才行，而整体估值的提高，却不能依赖少数高估值部分。前沿产业是创新活动最活跃的领域，自然会有高估值。但国家的整体估值要提升，非前沿的部分要能够提高估值才行。整体上有高估值的国家，例如美国，大多数行业都属于曾经的前沿或当今仍是前沿，但却较少有尚未得到充分估值的部分。而中国能够崛起，并仍有巨大潜力，根本原因在于低估值的部分很强大，能够在估值上起飞，这才是真正难能可贵之处。不像世界上有的国家，高估值的产业竞争力很强，但低估值的部分不具有起飞潜力，从而国家整体上在全球价值链上位于低端。于是，可以得到一个悖论：国家竞争优势取决于其低估值部分，或者表达成“决定一个国家发展潜力的因素中，低估值的部分价值比较高，高估值的部分价值比较低”。后一个表达形式类似于人工智能领域的“莫拉维克悖论”：对人工智能来说，人类所独有的高阶智慧能力只需要非常少的计算能力，例如推理，但是无意识的技能和直觉却需要极大的运算能力[17]，可以概括为：“困难的问题是易解的，简单的问题是难解的。”[18]

三、植树型创新：为什么未来属于中国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关于“劳动的对象化”的论述：“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19]通过前文的讨论，我们可以把劳动的对象化进一步推广到“对象化的规模与范围”：工业化使劳动的对象化成为通过标准化相组合的自在物，随着工业化的深化发展，劳动的对象化在规模与范围上超越个体劳动者的对象化能力，发展为全球化与超现实时空的自在体系，并迈向自为体系。在此意义上，国家富强最终取决于能够在多么强的程度上把劳动的对象化联系为整体，以及在“整体大于个体之和”的意义上使整体的价值放大多少倍。

估值是“钱与物”之间的连接环节。劳动的对象化天然具有价值，但并不天然具有高估值。国家整体在世界上的生态位提升，工业化水平很重要，但提升估值能力同样重要。估值是如何提升的？从根本上说，估值来自金融体系对评估对象的价值放大能力。例如，当今世界有的人热衷于复原古代盔甲工艺，这种行为如果是自己闭门在家做，那就是停留在手工业时代的行为，在当代已失去意义，必然是低估值的。但假如其行为纳入了文物修复价值链或电子游戏价值链，那就可以获得较高估值。可见，高估值的基础是价值链，而价值链的基础则是网状系统工程。金融从本质上说，是价值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分割、重组、交换，这与工业化是对劳动的对象化的连接、放大、重组正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含义是金融要帮助实体经济实现价值，而非把金融与实体经济对立起来。当实体经济已经全球化并进入信息空间，金融也应有在全世界及信息空间重新分配价值的能力。假如不具备这种能力，那就是金融业的能力还不能满足实体经济需要，也就不能比较充分地放大实体经济的价值。

软件化是从现实世界到虚拟空间的转换。软件工程是系统工程的近亲，它通常从需求出发，将对象编码，使之规范化、抽象化、模块化，作为子系统嵌入到更大的系统中。[20]经过软件化，现实世界被投射到虚拟空间中，经过分析、重组，能够大幅提高效率。当今世界的工业发展主要方面就是通过软件化带来估值飞跃，不断积累的数据库成为能够组织整条价值链的核心资源。

概念是一切价值链的源泉。所有的生产活动组织都来自项目，而项目的源头无不出自概念。处在落后位置的国家或企业可以把“赶超”作为行动的出发点，但需有领先者为参照。而最初的出发者，无不来自概念。当今世界的资金环境下，货币发行实际上源于项目所需，而项目则来自概念设计。因此，概念设计是创新的直接源头。

如果我们把当今世界中一个国家的现状称为“现实”——它是这个国家现代化状况和非现代化部分的情况总和，把未来蓝图称为“概念”，再用上“估值”，则可以设计三个公式：现实+估值=土壤；估值+概念=定价；现实+概念=想象空间。由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土壤状况是生态系统完备的工业加上较低估值，所谓“价值洼地”；中国的未来定价将走高，缘于较低的现价和宏伟的未来蓝图；而中国未来能够发展成什么模样，则取决于基于现实条件设计什么样的未来蓝图。中国“富起来”的过程中，很多产业、技术都是从无到有到发展壮大，原因就在于中国有着高水平网状系统工程构成的工业化土壤，只要是需要工业化土壤的经济模式，种下去就很可能茁壮成长，可以称之为“植树型创新”。而随着当今世界产业体系越来越复杂，所需的参与分工人口以及为人工智能提供大数据资源的消费者都越来越多，中国的巨大优势——拥有世界最多“产业人口”和现代化消费者群体——将日益明显，因此，未来属于中国。

[1]这个结构有点像网络的七层协议，网络从上到下分别是：⑦应用层；⑥表示层；⑤会话层；④传输层；③网络层；②数据链路层；①物理层。

[2]王孟源：《波音737MAX的缺陷是低级的，是内部组织文化腐败的结果》，观察者网，2019年4月7日，https:。guangmengyuan2019_04_07_496635。shtml。

[3]陶家渠：《系统工程的原理与实践》，中国宇航出版社2013年版，第49页。

[4]关于“大创新时代”的论述可参阅贾晋京：《G20：用“大创新”重启世界经济》，载《红旗文稿》，2016年第21期。

[5][美]约拉姆·科伦：《全球化制造革命》，倪军、陈靖芯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

[6]温特制（Wintelism）一词来自微软iel之合称，是一种生产组织方式。温特制下，最终产品不再是生产组织的中心环节，取而代之的是标准。掌握标准的跨国公司把生产或研发过程分解为许多个模块和环节，再把它们外包到全球每个合适的地方。掌握标准的企业与承包制造环节的企业间也不再是“中心—卫星”关系，而是项目合同关系。参见贾晋京：《中国创新能力在全球领先吗？》，观察者网，2012年8月21日，https:。guanJiaJinJing2012_08_21_92177。shtml。

[7]生态学可以定义为是对有机体的分布和多度（abundance）情况以及决定分布和多度的相互作用进行的研究，假如把其中的“有机体”替换成“经济行为主体”，则可以比较方便地用来描述人类经济体系运行。关于生态学的系统化阐释可参阅MichaelBegon，A。TownsendandJohnL。Harper，EIndividualstoEs，Blackwell，2006。

[8]在哲学中，技术发展改变人类生活中的时空观是一个重要论题，可参见[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此外，经济社会学领域也有大量文献关注有形或无形的市场总是处于不断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中，可参见[美]弗兰克·道宾主编：《经济社会学》，冯秋石、王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9][美]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等：《管理的历史与现状》，郭斌主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页。

[10]关于铁路网及现代贸易如何推广了标准化，可参见[美]彭慕兰、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黄中宪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1]andMarkL。Spearman：《工厂物理学——制造企业管理基础》（影印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12]J。B。Rae，Amerianufacturers，Philadelphia：Co。，1959。

[13][美]欧阳莹之：《工程学：无尽的前沿》，李啸虎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203页。

[14]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史涉及从经典信息论到量子信息论的多种信息理论发展，指向建模、模拟、复杂系统、虚拟现实，可参见[美]迈克尔·邓恩：《计算机科学中的信息》，载[以色列]道·加比、[加拿大]保罗·撒加德、[加拿大]约翰·伍兹主编：《爱思唯尔科学哲学手册：信息哲学》，殷杰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97-735页。

[15]杜宝江：《虚拟制造》，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

[16]参见“特朗普底特律演讲：美国将再次成为世界汽车工业之都”，视频：https:v。qq。xc8p246adf03842ege02。html。

[17]莫拉维克悖论（Moravec'sparadox）是由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者所发现的一个和常识相左的现象：对人类智力来说苦难的问题如高等数学计算，对计算机而言其实很容易，但人类连小孩也具有的本能─辨识人脸、举起铅笔、在房间内走动、回答问题等，却是工程领域内目前为止最难解的问题。参见Moraves。，Mind，HarvardUyPress，1988，p15。

[18][美]史蒂芬·平克：《语言本能：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欧阳明亮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99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页。

[20][美]欧阳莹之：《工程学：无尽的前沿》，李啸虎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