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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邓小平哲学思想 当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第1页）

第十四章邓小平哲学思想：当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特殊地位就在于，他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在邓小平理论中，我们把握到了时代发展的脉搏，并透视出一种融化于当代中国实践活动中的唯物辩证法，即邓小平哲学思想。我断然拒绝这样一种观点，即邓小平理论“没有界定明确的哲学深度”。没有一种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邓小平不可能形成一种“总设计师”的思维方式，不可能创立恢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构想”中，深藏于背后并渗透于每一个具体“构想”中的，就是其哲学思想。这是一条全新的哲学思路，一种与实践活动交织在一起的活的哲学，一种与民族精神的搏动融合在一起的希望之光。以前，哲学探索到的是真理，然而它离我们遥远；今天，哲学就在我们的活动中，它使我们感到真实。

在经典的象牙塔中待长了，哲学就会成为一种玄思，它是符号、逻辑、概念群的深层运转。我并不否认这种至深至玄的思辨，因为我就在其中。然而，对于邓小平哲学思想却不能这样理解。邓小平哲学思想是这样一种哲学，它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孕育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直接产生于邓小平独特的实践活动之中；它表现为一种高超的思维艺术，通过各种各样的具体思考过程和活动过程显示出来，并转化为中国人民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然而，你要直接找到它，它却不见了；你要到这里来寻找各种哲学术语，这几乎是一种空想。这里，你要把对哲学理解的模式倒过来。按照经典的框架操作，你将一无所获。在我看来，邓小平虽然没有直接阐述其哲学思想，但由于他深悟哲学的实质，同时又由于他与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息息相关，因而在新的时代能够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身份，无比广阔地展开他那独具特色的哲学思想。只有从这一特殊的途径，我们才能发现邓小平哲学思想这一当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

一、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础

所谓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础，是指邓小平哲学思想形成的前提和来源。在我看来，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础由“一般”“特殊”和“个别”三个层次构成，而这三个层次的基础与邓小平本人的革命生涯是分不开的，这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过程。

从根本上说，邓小平哲学思想奠定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与别人不同的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把握是在西方的法国和“半东方”的苏联这一特殊的环境中进行的，是在1920—1927年（16—23岁）留法、留苏期间奠定的。1920年，邓小平来到法国勤工俭学。期间，法国资本主义的现实教育、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使邓小平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6年，邓小平又就学于苏联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在16—23岁这段人生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完成了从朴素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同时也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就邓小平本人而言，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邓小平指出：“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并强调“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但是，邓小平读书并非就停留在此。在历史的每个关键时刻，邓小平都要读书，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并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是把握其精神实质并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邓榕在《在江西的日子里》一文中记述了邓小平在江西3年又4个月的生活时间，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读了“二十四史”及其他书籍，这为他尔后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贫穷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斗争奠定了基础，也为他全面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作好了理论准备。

如果仅仅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基础，也不会有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产生。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殊基础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革命的实践及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邓小平自觉意识到，必须“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1]。1978年，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时指出：“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2]不仅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对邓小平有着直接影响，而且毛泽东那种具有宏大历史感的战略思维方式也影响着邓小平。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析，对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分析等等，直接影响着邓小平的思维方式。

从历史继承性而言，毛泽东高超的思维艺术，战略性的辩证思维方式构成了邓小平尔后的总设计师思维方式的前提。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辩证思维方式有着特殊的领悟和体会，在抗日战争期间就提出“要照辩证法办事”。毛泽东十分欣赏这一观点，多次号召“要照辩证法办事”，并提出“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3]。毛泽东思想培育了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哲学思想也培育了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没有毛泽东哲学思想就不会有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产生。

仅仅有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一般基础和特殊基础，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恰恰是邓小平形成了一种总设计师的思维方式。这就要探索邓小平哲学思想形成的个别基础，即从邓小平个人的经历、能力、品格来说明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形成。具体地说，邓小平是一位具有极其丰富的革命和建设经验的领导者，其人生经历之丰富、实践活动之多样，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是罕见的：

1920至1927年留法、留苏，开阔了视野，形成广阔的胸怀；1927年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使其了解全党工作的大局；1929年，领导了百色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1933年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后来又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报》；1934年再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参加了具有伟大意义的遵义会议；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后调一二九师任政治委员；1942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太行分局书记，1943年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中央委员；解放战争期间，任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总前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1952年到中央工作，任政务院副总理；1954年又一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同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在党的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75年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1977年，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职务。从此，邓小平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即担当起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使命。

可见，邓小平的活动涉及党、政、军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而且他一直是一个处理全局问题的领导者。这种特殊而丰富的革命和建设经验，使邓小平在极其复杂的社会运动中形成一种战略性的辩证思维方式，是毫不奇怪的。

邓小平又是一位具有极其曲折人生经历的领导者。邓小平的人生经历有着某种传奇色彩，这就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三落三起”：

第一次“落”，发生在1933年邓小平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期间，他因坚持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而被当时的临时中央撤销职务，予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第一次“落”后，邓小平很快地就“起”了。1934年，邓小平又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第二次“落”，发生在1966年邓小平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期间，他被当作“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押送到江西省劳动改造。1973年，邓小平第二次“起”，先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第三次“落”，发生在1976年，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又“起”，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并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

邓小平“三落三起”的人生经历是极其宝贵的。人不仅要经历顺境的考验，而且要经受逆境的磨砺。更重要的是，邓小平每次进入逆境，都不是由于他个人的失误造成的，相反，是由于他的正确而遭到了错误的处理。正是由于坚持正确意见而“落”，所以，当真理与错误被人们普遍认识之后，邓小平也就奇迹般地“起”。“落”与“起”之间的神奇性，完全根源于邓小平是正确的这一根本点之上，同时，这种大落大起的人生经历也使邓小平形成了坚强的性格和意志，造就了透过历史看未来的思维方式，塑造了在复杂的社会运动中艺术地引领社会发展的特殊能力。

邓小平复杂的人生经历形成了他丰富的社会经验。但如果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次上，还不足以形成邓小平的哲学思想。邓小平具有高度的辩证思维能力，善于进行理论思考。他不仅利用自己的社会经验，而且对社会发展问题进行反复的理论思考，才形成了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个别基础”，形成正是邓小平而不是别人的哲学思想。

邓小平一贯重视理论思考，善于“照辩证法办事”，并认为思考新问题、创造新理论，“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邓小平经常“反复思考”，时时处于一种创造性思考的情境中，处于设计、规划、运筹的辩证思维过程中，这种“总结历史、着眼现在、看到未来”的战略思维方式，是形成邓小平哲学思想的重要条件。

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从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一般基础、特殊基础、个别基础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像邓小平这样一位思想家的出现，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条件都是难以想像的。我们必须从中国矛盾和建设的历史、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以至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来认识邓小平和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必须从对其一般基础、特殊基础的分析进入到对其个别基础的分析，来认识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

二、邓小平哲学思想与毛泽东哲学思想

从历史上看，具有自身特色和时代意义的邓小平哲学思想孕育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但形成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并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得到发展。邓小平哲学思想与毛泽东哲学思想之间有着历史的继承性和理论的一致性，但二者又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思考的侧重点。换言之，邓小平所面临的矛盾特殊性已经不同于毛泽东所面临的矛盾特殊性，历史条件的差异反映在理论和思维方式上，就形成邓小平哲学思想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差异。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形成及其特点的分析，应当从这些矛盾特殊性的角度入手，从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角度入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自觉意识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和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他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等概念来表示与以前历史时期的区别，并认为“**”后，国内、国际产生了许多新的历史条件，这是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这就需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已经去世的老一辈革命家，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这个担子已经落在我们的肩上。”“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4]

在邓小平看来，七大是党在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大会，达到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全党统一，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确立了正确的方向；十二大则是党在建设时期最重要的一次大会，达到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全党统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确立了正确的方向。党的七大和十二大都是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召开的。“正如七大以前，民主革命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教育全党掌握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规律一样，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党。”[5]如果说党的七大开创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局面，那么，党的十二大开创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邓小平对党的七大和十二大进行比较，实际上是邓小平自觉意识到自身历史责任的声明。

邓小平哲学思想正是在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社会活动和战略设计的过程中形成的，它的形成条件不同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因此，邓小平哲学思想与毛泽东哲学思想之间具有差异性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首先，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形成有特定的历史背景。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就是“**”给中国社会主义带来的深重灾难。本来，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但是，1957年“反右”后，一股“左”的思潮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导致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一直到1966年的“**”，致使中国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政治上处在动乱局面，文化上处于断裂状态。邓小平正是在这样一种极其困难和复杂的背景下进行思考的。显然，邓小平面对的情况不同于毛泽东面对的情况，毛泽东面对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邓小平面对的是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正是这一复杂而特定的历史背景，使邓小平哲学思想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其次，邓小平哲学思想有特定的思考侧重点。这一特定的思考侧重点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1985年，邓小平比较了毛泽东和他自己思考问题侧重点的区别：“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但是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6]“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7]正是沿着“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侧重点，围绕着在当代中国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邓小平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哲学思想。

再次，邓小平哲学思想有特定的实践基础。这一特定的实践基础从国际上看，就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世界成为“开放的世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从国内看，就是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迁被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了，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处于极其特殊而复杂的状态。在这样一种极其特殊而复杂的社会运动中，处理变化多端的社会关系，必然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邓小平的思考由于立足于当代实践的制高点，因而击中了时代的弦，弹出了时代的强音。20世纪80至90年代，邓小平之所以能刮起“邓旋风”，引起世界的瞩目，并不仅仅是因为他身居高位、手握大权所能解释、所能说明的，重要的是因为邓小平理论及其哲学思想反映了时代精神，反映出实践的呼声和人民的心声。正因为如此，邓小平理论从邓小平本人的个人意识转化为群体意识、社会意识、时代意识，邓小平理论因此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哲学思想因此成为当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

理论和哲学的命运在于是否反映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历史规律和实践运动，反映越深刻、越全面，它的影响便越深远、越普遍。邓小平理论及其哲学思想就是如此。邓小平理论及其哲学思想之所以能反映新时代的时代精神，是由于邓小平本人对时代课题的特殊敏感和深刻把握所致。邓小平贯彻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呼唤不断思索，敢于推出新的思考，善于抓住从理论到实践的中介，形成一种特殊的辩证思维方法，并将之渗透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新的实践中，体现于解决新问题的创造性思维中。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既然邓小平面临的历史条件已经不同于毛泽东面临的历史条件，时代的差异自然会显现出二者的哲学风貌、思维方式和侧重点的差异。邓小平哲学思想正是特定时代背景、主题和实践的产物。只有从时代差异入手，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殊性。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思想。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必然推动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创造唯物辩证法的新形态，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三、邓小平哲学理论观点的特色

邓小平哲学思想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邓小平的哲学理论观点。尽管邓小平没有写下专门的哲学著作，但他在各种讲话、谈话中所蕴含的哲学理论观点具有丰富的内容，这是对新时代的总体思考的反映。二是邓小平的哲学思维方式。邓小平的哲学思维方式是渗透在他的思考活动、领导活动、战略设计活动中的灵魂，是极具特色和魅力的一种精神力量。对于邓小平这样一位政治家，必须重视其哲学理论观点与哲学思维方式的有机结合，必须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他的哲学思想。离开了邓小平的哲学理论观点，忽视了邓小平的哲学思维方式，就不可能理解和把握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特殊性和精神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