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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启示和意义（第1页）

一、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启示和意义

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启示和意义是个太大的题目。而专门单列这一问题进行阐述而又不同前面的内容重复，本身又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黑格尔历史哲学早已越出德国和欧洲的边界而成为世界各民族共享的哲学资源，成为“世界文学”，具有巨大的历史价值和深远的哲学影响。它决不是不再有意义的一次性完成的、因而无须再进行探讨的思想事件。黑格尔历史哲学依然是我们理解现时代发展的矛盾和悖论、洞悉当代世界的变革和规律的最重要的哲学资源之一。

在中国已经进入21世纪的历史时刻，重温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理念，挖掘和汲取它所深藏的哲学思想资源，不仅仅具有纯粹学术上的意义。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民主、富强、文明、和谐的现代治国方略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以开放的眼界、心态和智慧确立市场逻辑和法治自由的治国方略，建设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制度及其治理体系。黑格尔关于理性、自由、法治与现代国家的基本观念，关于普遍性（整体的善）与特殊性（个体的利益）辩证统一的卓越论证，关于市民社会与现代理性国家相互关系的深刻见解，概而言之，黑格尔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哲学透视和精深剖析，对我们从哲学上探索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基本逻辑，对我们确立、扩展、深化和发展现代政治观念，对理解中华民族的文明复兴与人类和平与发展之宏伟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黑格尔历史哲学包涵着许多重要而深刻的思想秘密。[1]这些秘密包涵在它的核心观念和基本范畴之中。精神、自然、理性、自由、法治、世界精神、世界历史、市民社会、现代国家、理念与现实的和解等，都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关键概念，也是我们进入黑格尔哲学体系、理解和阐释其意义的基本范畴。这里仅就理性、自由、现代国家、理念与现实的内在张力这四个核心问题，谈谈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启示和意义。

1。理性：考察世界历史的核心概念和解释框架

理性是黑格尔理解、阐释世界和世界历史的核心概念，是我们透视和破译黑格尔历史哲学秘密的基本点之一。黑格尔以坚定不移的理性信念审察世界历史，并通过世界精神、上帝这样的概念，贯通了历史目的论与神学目的论；同时又把理性的观念与人类的热情统一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揭示了世界精神、世界理性主导下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结构和动力机制，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分析和研究世界历史的核心概念和解释框架。

理性在中世纪还被笼罩在信仰主义的总体格局和强大氛围中。文艺复兴以来理性开始成为整个现代思想史中最重要的思想概念之一。作为文艺复兴领袖们高举的精神旗帜，理性的凸显和挺立标志着人类精神在经过千年神学的长期压迫后，开始确立自身解放的深刻根据，找到了为世俗生活的自由和解放而斗争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宗教改革之所以被恩格斯称为头号的资产阶级革命，其实质意义就在于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它以理性原则捍卫了世俗世界的真理，认为世俗国家的道德和法律也是同样神圣的，强调只有人类的劳动、活动和智慧才是更高尚的东西。宗教改革倡导的理性精神消解了人们对教会的盲目信仰，而转向对国家的法律和行动的理性的服从，人的理性现在已成为为神圣的命令所保障的精神自由的园地。启蒙运动作为反对神学专制和封建政治专制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同样高举了理性精神的旗帜。它作为思想和行动领域中人类理性的生气勃勃的自我生长，较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17世纪的哲学运动来说，发生了更加广泛的影响和作用。启蒙运动所体现的理性与自由的现代精神迅速而广泛地推演到了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实践领域和思想解放的精神世界，它的基本理念成为法国大革命变革现存的政治秩序的根本原则，是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和世界历史意义的的根本原因。

整个德国古典哲学都继续坚持并且有力、深刻和系统地发展了理性这一伟大的现代原则。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深刻认识到理性是人类摆脱中世纪、塑造现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力量。没有理性这一概念，我们就根本无从理解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特别是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所由以发生的理念依据和行动原则。如果说，整个中世纪所围绕旋转的根本轴心是神学信仰，那么，人类挣脱、走出中世纪而迈入现代社会的最鲜明的精神旗帜就是理性，理性于是就成为批判旧世界、建构新世界所依据的根本的理念原则。

黑格尔以史无前例的高度自觉，承担起在哲学上阐发以理性塑造现代世界的历史使命。既然黑格尔从“绝对观念论”[2]（绝对唯心主义）的哲学立场出发，认识到世界精神在现代的使命是“用理念建筑现实”，即以人的生命、财产、自由与尊严不容侵犯的社会政治理念去构造、建立普遍法治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那么他当然就要以高度自觉的信念去说明理性之于现代世界的普遍必然意义。在这样一种世界历史性背景下来看待黑格尔把理性理解为整个世界的生命原则，把理性看作是主宰世界和世界历史的根本力量，从而把世界历史看作是一个合理过程的历史理念，我们就不至于毫无根据地贸然把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简单地批判为“唯心主义”而加以讨伐和批判。实际上，黑格尔之所以强调理性主宰世界，其深刻动机就在于向世人昭示：只有遵循理性的引导才能达到世界历史的目的，自由的精神和原则才能够由理念变为活生生的现实。

黑格尔在把理性作为解释世界历史的核心概念的过程中，发挥和阐明了把理性这一概念具体化的路径、维度和方式。黑格尔把主宰世界和世界历史的理性提升为世界精神，甚至推论到上帝这样的高度加以审视、把握和论证，从而把理性的历史目的论与神学目的论内在地贯通在一起，建构了集理性主义与神正论于一体的逻辑结构、表达结构和阐释方式，把理性主宰和推动世界历史前进发展的普遍必然性和内在规律，通过上帝这一概念的运用而推论到登峰造极的境界。黑格尔思辨历史哲学的深度、广度和高度由此被历史地和逻辑地建立起来。使用上帝这一概念，是黑格尔奠基理性之主宰地位的一个自觉表达，它表征着黑格尔强化理性之基础性意义的深邃的哲学用意。

黑格尔把理性具体化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是他把理性的观念与人类的热情统摄进世界历史的解释系统中，并由此推论、塑造和建构出一个理性—非理性的解释图式和解释框架，从而揭示和阐明了世界历史前进发展的动力结构和动力机制。黑格尔塑造和建构理性—非理性的动力结构和动力机制的意义在于，它一方面解释了世界精神自身具体化的逻辑的和现实的路径，一方面又通过这一动力结构和动力机制的具体展开，历史地肯定和讴歌了人类追求个人利益的本能、动机、欲望、兴趣、需要这一“个人生存的无限权利”。把理性的观念与人类的热情塑造为理性—非理性的解释图式和解释框架，并通过“理性的狡计”这一创造性的具有神学论色彩的辩证法结构，揭示和阐明了世界历史前进发展的动力结构和动力机制，是黑格尔把理性具体化、动态化从而在历史哲学上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理性的理念是整个现代世界历史的最强音和时代精神。无论是牛顿发现宇宙世界的规则、秩序或必然规律，还是笛卡尔与神学世界观相对立所发现的理智世界的生命原则和普遍秩序；无论是洛克、孟德斯鸠在社会历史、政治生活领域确立的权力分立与权力制衡的现代政治原则，还是美利坚合众国和法兰西民主革命通过宪法和法律形式对人的生命、财产、自由与尊严的确认和保障……都源于以去除野蛮、任意、专制、暴政而保障基本自由与基本人权为根本目的的政治理性主义。黑格尔历史理性之核心理念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把这一现代世界发生深刻变革的普遍必然性进程，纳入到以思辨逻辑为表达方式的、规模宏大的历史哲学的体系中。黑格尔以理性、自由与现代国家的核心理念作为整个世界历史的内在灵魂与发展原则，既继承了以往哲学的伟大传统，又开拓了历史哲学理解世界历史的巨大哲学空间。

2。用自由的精神和原则审察历史

曾经深受黑格尔信任而一度代替黑格尔讲授《法哲学原理》、黑格尔学生中最有才华的甘斯，强调“黑格尔法哲学的基本精神是自由，但决不是只发出主观声音热情激**的自由，而是要发展为饱和的和更坚固的自由。……自由与科学应该是黑格尔时代的两大标志”[3]。青年黑格尔成员卢格在理论上由于缺乏“独创性“而影响不大，但他在“阐述黑格尔哲学方面有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就在于，“与其他人不同，卢格看到了自由原则在黑格尔哲学中的真正地位。他认为是黑格尔才使自由原则成为时代的意识，黑格尔哲学的真正内容是人道主义及其批判方法，哲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应该是从思辨的唯心主义转化为实践的唯心主义”[4]。甘斯为什么强调黑格尔的自由是饱和的和更坚固的自由？卢格为什么强调只有黑格尔才使自由原则成为时代的意识？这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黑格尔通过其博大精深的理性主义的法哲学和历史哲学，给了自由以逻辑严密的、有巨大历史感的系统性的阐发和证明。

如果说，黑格尔把理性作为世界历史的根基和主宰，那末，自由就被黑格尔规定为世界历史的本质和灵魂，规定为世界历史必须实现和完成的根本使命。

黑格尔自始至终都基于自由精神的原则和眼光审察世界历史的全部发展行程，评价各民族在世界精神所主宰的世界历史这一最高法庭中的生存命运和基本地位，自由与否是黑格尔对不同文明进行比较的核心概念，是黑格尔分析和评判西方与非西方民族之世界历史地位的分水岭和试金石。[5]黑格尔由此提出了各民族以至全人类走向自由和公正之未来的世界历史性使命。

尽管黑格尔是基于欧洲中心论的立场去考察自由精神的历程，但撇开这一日尔曼民族的优越感不谈，我们可以看到，以自由和以对自由的意识来评价各民族所具有的世界历史的使命、目的及其意义，又无疑是我们不能回避的根本历史课题。无论哪一个民族国家，它的基本使命就在于，一方面从理念到实践都必须把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与基本人权作为最高使命，一方面又必须在国际关系中、在世界历史大地上保持自己作为民族国家的主权、独立、自由与尊严。如果不从这样一种立场来看待自己负有的历史使命，那么这个民族国家就失去了它参与世界历史性进程的基本资格，从而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基本的历史理由和历史意义。黑格尔基于西方世界的自由原则这样的历史眼光、这样的历史理念来评价各民族国家的世界历史地位固然有其独断论的一面，但无论如何，确立并保障国内公民的自由权利与民族国家的主权、独立和自由，是任何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根本使命。

传统中国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与西方相比有重大区别。尽管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五千年文明中包含着追求道德人格和政治民主的因素，但问题在于，中国传统伦理文明中的道德自由不是现代法权意义上的个性自由，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的民主主义与现代意义的法治民主，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与现代意义上的个体自由，等等，都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和矛盾。中国数千年带有浓重宗法色彩的家长制专制政治，与有着法治传统和个体自由的现代西方毕竟存在着重大区别。从哲学理念的层面来说，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由、法治、宪政的政治哲学，古罗马西塞罗的共和制理念，以及罗马法围绕着私人的自由与权利而展开的意义深远的形式理性（形式合法性）的法理系统，特别是现代以来从洛克到孟德斯鸠、从富兰克林到杰佛逊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所标志着的法治的、非人格的政治哲学，从根本上说，不同于传统中国伦理化的人格化的政治哲学。就制度或政体的层面来说，无论是雅典的民主政治，还是罗马的共和制度，无论是英国的君主立宪，还是美国的民主共和，以及黑格尔所向往和钟情的德国的君主立宪，都与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运作形式存在着重大区别。从这样一种意义上说，黑格尔基于西方中心论分析、评价东方世界和中国社会，当然有其片面性和独断论之闲，但从现代走向法权意义上的自由的世界历史潮流而言，仍然有其基本的历史理由和合理的借鉴因素。

现代中国学人和政治领袖从百年屈辱的痛苦经历中悟出的基本道理之一，就是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科学理性，而且要学习西方的法治民主和政治自由。尽管康有为与孙中山走向现代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的方式、路径存在着重大差异，但无论康有为戊戌维新的基本精神，还是孙中山建设现代强国的治国方略，就总体目标而言，都同样是力图以民主与科学、法治与自由的理念、原则和精神来塑造中国社会，力图使中国赶超世界并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即便康有为之君主立宪、孙中山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理念和变革实践都最终沦陷在疯狂的专制势力和军阀混战中，但现代意义上的商品—市场经济和与此相应的理性、民主、科学、法治、自由的基本理念，在经过“**”的非理性的、唯伦理主义的狂热拒斥后，又再一次被吸收、包容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民主、富强、文明、和谐的走向民族复兴的现代化道路的开放的治国方略之中。

民主、法治、自由、理性、科学已成为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发展自身的基本选择，已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性历史潮流。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意义深远的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中逐渐确立起来的市场—法治逻辑，已使中国坚定不移地汇入到这一世界性历史潮流之中。[6]

3。现代国家作为市民社会的真理

黑格尔历史哲学给予我们的第三个启示，就是在确立和强调理性与自由原则的基本前提下，还必须同时建立现代意义上的理性的法治国家来保障和实现自由。黑格尔笔下的国家是“自在自为的伦理性的整体”，是“自由的现实化”的国家。[7]

黑格尔把国家及其法律秩序看作是自由的定在，自由理念、权利原则只有在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中、在作为国家的伦理性整体的法律秩序中，才能够走出抽象应然的领域而成为真正的现实。

黑格尔把由理性统治的世界历史的根本目的，看作是自由意识的进展和人的自由的实现。但在黑格尔看来，由于东方世界实行的是家长制专制政治，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而且这个人由于任意、放纵和专横，从而根本上也是不自由的。希腊、罗马世界由于仍然存在着奴隶制，因而仅仅知道少数人或一些人是自由的。只有在进入了日尔曼世界、特别是现代日尔曼世界之后，人类才知道人之为人是自由的，才知道人的自由的普遍的绝对的本质，才确立了一切人都是自由的真理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基本理念。

把现代日尔曼世界看作是实现世界精神的自由使命的历史基地，是黑格尔从“世界精神的本质和目的在于自由”这一基本理念出发，得出的一个历史的和逻辑的结论。尽管黑格尔的历史观表现为严重的单线式特征，但他仍以其深厚的历史感和深刻的洞察力，领悟到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首先出现在日尔曼世界的意义。黑格尔以其思辨的历史眼光和深刻的哲学智慧，历史性地揭示了现代日尔曼世界的基本秘密：其一是，日尔曼世界从理念上把握了基督教的根本原则：每一个人都保持着他在上帝面前的独立、自由、平等和尊严；其二是，基督教人人自由的普遍原则通过理性的、法律的形式确立为国家的基本原则和基本使命，现代国家成为自由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自由不再仅仅是一种理念，它通过国家作为实现自身的理性的现实的制度形态。

关于黑格尔对国家的理念、本质、作用及其特征的分析，我们已在前面作了专门论述。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黑格尔对现代国家的那些充满了深情的美妙歌颂，不能简单地被看作仅仅是对普鲁士国家的奴颜卑膝。黑格尔是把现代意义上的理性的法治国家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最重大的成就来加以阐明的，在他那里，现代国家承担着世界历史所赋予它的实现人类自由的历史使命，因此强调国家的作用是基于他的一以贯之的历史—政治哲学的根本理念：国家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客观自由与主观自由的统一，国家是自由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