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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题与挑战 关于黑格尔哲学的历史命运02（第2页）

[13]孙伯鍨、侯惠勤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上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14]费尔巴哈：《黑格尔哲学批判》，王太庆、万颐庵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6页。

[15]费尔巴哈：《黑格尔哲学批判》，王太庆、万颐庵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5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16]费尔巴哈：《关于哲学临时改造的纲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15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17]费尔巴哈：《关于哲学临时改造的纲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14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18]费尔巴哈：《关于哲学临时改造的纲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16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19]费尔巴哈：《关于哲学临时改造的纲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16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20]韩立新先生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评价不高。韩立新是在马克思、费尔巴哈、黑格尔三者相互关系的分析框架中来评价费尔巴哈的，他认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概念本身并不成熟，还存在着很多逻辑上的破绽。其原因除了经济学知识尚未成熟之外，主要是因为当时的马克思基本上还囿于费尔巴哈‘自我异化’框架之内。……一旦要将它用来解决包括一个‘别人’或者‘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问题时，费尔巴哈异化概念的局限性就展露无遗，如同马克思从第一个异化规定向第二个异化规定过渡时，以及在解释第四个异化规定‘人与人相异化’时所遇到的困难那样，其理论必然会出现破绽”（韩立新：《巴黎手稿——马克思思想的转折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0—181页）。“这些破绽也会迫使马克思本人进行反省。其结果就是使他意识到，迄今为止自己所接受的费尔巴哈异化概念并不适合于对于近代市民社会关系，特别是其中的私人所有关系的分析；相反，迄今为止自己所批判的黑格尔的异化概念，却包含了透视近代市民社会本质、解开私人所有之谜的可能性。接下来，在《穆勒评注》和《第三手稿》中，马克思开始了从费尔巴哈到黑格尔的异化框架转变。其结果，就是在批判性地吸收黑格尔异化概念的基础上，马克思构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型的异化理论模型，即以人的共同本质的外在性为原理，同时把这一外在性作为个体上升为社会性的必然环节，以此来实现从外部世界来解释人的内在本质的方法论转变。”（同上书，第181页）

[21]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程志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3页。

[22]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程志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3—224页。

[23]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程志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页。

[24]我在前面的注释中已经谈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阐释和表达的人道主义，并没有在1845年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被自我扬弃。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通过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所体现的阶级剥削、压迫和奴役这一现代世界的深刻本质，严厉而无情地挑战、批判了漠视、遮蔽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的现代资产阶级的普遍的人道主义。因此马克思之所以对现代资产阶级的普遍人道主义进行批判，是因为在他看来，这种普遍性依然是虚假的而非真正的普遍性。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当然在最深刻的经济基础上指向了普遍人道主义的问题和实质，但马克思资本批判的深刻动机和价值目标是工人阶级从资本的剥削、压迫和奴役中解放出来，从而走向不仅是工人阶级的阶级自由、而且是每一个人的个性自由都得到彻底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毕生为之奋斗的工人阶级和人类彻底解放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就是最彻底的革命的人道主义，是彻底批判和真正扬弃了现代世界的阶级对立、同时又把它的成果历史地包含于自身之内的真正的普遍的人道主义。我们不得不说，这一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开启于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洋溢着批判的革命的青春生机的伟大作品中。

[25]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程志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5页。

[26]问题在于，马克思对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政治机器后如何重建新型的保障个体自由的政治法律制度，并没有提供一套系统完整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可以用于操作的具体实践方案，而保障人权与自由的现代政治体制又是一项不容回避、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马克思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法治的阶级本质，并因此揭露和否定了它的虚幻的普遍本质和非正义性质，但如何重建社会主义法治以保障公民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自由，马克思又没有提供现成可用的系统的理论答案。马克思根本否定了私有制和与它相适应的市场经济，但现代世界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今天任何一种社会制度进行资源配置和生产调节的基本工具；社会主义首先在落后国家取得胜利，而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参与由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进程，如何尊重和重建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也不可能进入马克思的视野之内……无论如何，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市场经济与国际惯例，都是现代社会主义发展的崭新课题，社会主义必须以博大胸怀和包容心态，通过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而把所有这些基本方面都批判性地扬弃在自己的理念与实践之中。因此，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深入反思过去那种无分析地超越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适用范围和理论边界，把马克思主义独断化、教条化的偏执、封闭与僵化的错误思想方式，才能保持其批判现实的生命活力，才能具有容纳百川的开放情怀，从而为建立富强、民主、法治、自由、公正、平等、开放的社会主义作出创造性的努力。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所开辟、所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制度和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以面向世界的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扬弃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问题上的无边界的、扩大化了的教条主义，把法治、自由与人权容纳和建构在社会主义的理念与实践之中。

[27]洪谦主编：《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2页。

[28]从这一意义上说，海德格尔与希特勒的种种暧昧关系难道不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哲学—政治现象吗？这样的哲学、这样的政治都是产生、出现在德意志这片土地上，难道是一个历史的偶然组合吗？

[29]波普尔曾否定性地谈到黑格尔哲学在战争观上所造成的多方面的作用：“黑格尔的的影响，尤其是他的那些隐语的影响，在道德和哲学中以及在社会和政治的学科中（经济是惟一的例外），都是十分强大的。……在政治学方面，下面的事实最严厉地表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极左派、保守的中间派和法西斯主义的极右派，都把他们的政治哲学建立在黑格尔的基础上；左派用阶级战争取代了黑格尔历史主义框架中出现的民族战争，右派则用种族战争取代了民族战争；但是，二者多少都在自觉地追随他（保守的中间派通常意识不到自己受惠于黑格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30]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黑体为引者加。

[31]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32]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33]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黑体为引者加。

[34]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何林、赵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黑体为引者加。

[35]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何林、赵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黑体为原著者加。译文有改动。

[36]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37]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页。

[38]我们可以把波普尔对黑格尔的这些批评和指责，指称为早就被黑格尔严厉批评过的基于“心理学原则”的那种非理性、非历史的批评。黑格尔对这种心理学式批评的表面、浅薄、平庸等特征的无情嘲讽和深刻揭露，在这里完全可以再次用于对波普尔的反批评。可参见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绪论”（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4页）中关于肤浅的“心理学看法”之于历史伟人评价的经典的神来之笔，那些一针见血、一语中的的精彩文字。

[39]这是波普尔对宗教改革之历史作用的一个严重误判。与黑格尔对宗教改革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评价相比，波普尔显然错读了日尔曼世界的宗教改革对确立普遍的自由原则所具有的奠基性作用。请参阅第三章第二节黑格尔关于现代日尔曼世界的宗教改革之于普遍的自由原则之实现、即理念与现实之和解的一系列深刻阐述。

[40]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66页。黑体为引者加。

[41]洛苏尔多在《黑格尔与现代人的自由》一书中对黑格尔的自由观进行了深入的、多维度的探讨和研究，值得一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