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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观的革命性变革 历史唯物主义与个人自由（第1页）

三、历史观的革命性变革：历史唯物主义与个人自由

马克思哲学—经济学的批判和探索在1845年发生了格式塔式的革命性的变革。这一变革的核心问题和基本意义，在于通过全新历史理论的确立而阐释人的自由与解放的根本途径和未来目标。[1]

1。人、实践与历史：一种全新历史观的曙光

马克思人学的基本思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得到了一个简明的、然而却是纲领性的确立：从社会关系的整体中来确立人的本质。马克思写道：“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1）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2）因此，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3]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在人的本质问题上的错误在于，他不能从社会关系上理解人的本质，因此他就必然撇开历史进程而孤立地理解人的本质，以此来建立他自己的以抽象的爱为主题的新宗教：“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4]因此根本的区别在于，马克思不是像费尔巴哈那样，从孤立的个体角度去看待人的本质，而是从社会关系的整体及其历史发展中来分析和规定人的社会本质。

由此可见，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见解的确立，表明他把哲学探讨的眼光和着力点转向了人生存其中的整体社会关系及其内在原因，从而真正开启了通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高峰的思想道路。与对人的本质的见解相联系，马克思在提纲中提出了与以往哲学区别开来的全新的实践观。而正是这种全新的实践观的确立，真正标志着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本质特征和基本精神，标志着这种历史理论所特有的进行历史解剖和实践批判的革命的否定性力量。马克思认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5]

费尔巴哈没有认识到作为主体的人的活动的作用，没有把人的活动理解为感性的、实践的活动，所以马克思认为他的哲学不是一种真正批判的、革命的哲学。马克思对作为社会的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的作用的强调，与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生产劳动、对工人阶级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的强调有深刻的内在关联。因此，马克思在这里对以往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实践问题上所作的分析批判，就不仅仅是对以往哲学认识论的缺陷的清算与批判，而是试图建立一种崭新的社会历史观，而建立这种社会历史观的真正目的，就在于通过确立社会历史主体的伟大实践品格，来塑造和建立一种人类解放的新世界。所以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6]“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7]“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8]

马克思把实践理解为感性的人的活动，并以这种感性的人的活动即实践的眼光看待社会生活、看待人类世界。马克思对社会生活之实践特征的强调，其深层思想动机是为了寻求、确立改造现存社会秩序（市民社会）的现实的物质力量。因为在马克思那里，无论是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旧的唯物主义，还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观念论（唯心主义）哲学，都不是从根本上向非合理的现存社会秩序（市民社会）提出实质性的挑战与批判的哲学。而最根本、最要害的问题恰恰在于，必须提出一种能够向现存的社会秩序（市民社会）进行挑战的哲学观念，才能真正服务于变革无产阶级奴役地位的现实斗争，即服务于无产阶级对现存社会（市民社会）进行根本性的革命的实践批判。也就是说，既不是旧唯物主义的感性直观，也不是观念论哲学的精神观念，而是无产阶级的现实的实践的社会力量，才能够真正深刻地触及现存社会（市民社会）的问题及其秘密，才能够通过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市民社会）而争得无产阶级的阶级自由，并为人类的彻底解放开辟道路。

正是在关于人的本质的社会性和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这样一种意义上，马克思才认为自己真正超越了旧唯物主义的市民社会的基础，而站在了整个“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历史基地上，而这正是通向无产阶级的阶级自由和人类的彻底解放的根本的出发点。新的历史理论的真正使命，就在于通过突出强调人的本质的社会性，强调自己的鲜明的实践性格和阶级性格，而致力于彻底改变作为旧唯物主义立脚点的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根基，否则无产阶级就不可能从资本奴役劳动的社会秩序中解放出来。因此青年马克思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和立场，向世界宣示了自己哲学的批判的实践性格和社会历史功能：“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马克思这一著名的论断，最突出地表明了他所创立的哲学是一种争取无产阶级自由和人类解放的真正批判的、革命的实践哲学。马克思整个一生所致力的事业，从来都不是站在市民社会亦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立场上来谈论自由[10]，而是始终从无产阶级的生存地位和生存命运出发，来论证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市民社会）的彻底改造。马克思穷毕生心血铸就的鸿篇巨制《资本论》，其深刻动机和根本目的就在于，通过系统揭露资本剥削劳动的核心秘密和深刻矛盾，来论证现代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必然灭亡的现实根据和历史趋势，从而从根本上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使无产阶级真正肩负起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的伟大历史使命。这里凸显的是理念世界（共产主义）超越现存世界（市民社会）的深刻的内在紧张，马克思批判—实践哲学的真正历史性的涵义就在于此。

2。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共产主义与个人自由

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历史理论，特别是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历史哲学，主要特征都在于以神、上帝、理念、理性和精神作为历史的根本基础和首要前提。开德国古典历史哲学之先河的康德，以大自然（自然意图）、理性、自由与普遍法治为基本概念来阐释世界历史，认为大自然假手于理性实现为普遍法治所保障的自由，表征着世界历史进程之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黑格尔系统地推进了康德历史哲学的基本原则，把康德的大自然（自然意图）的概念推演为世界历史之最高主宰的世界精神，把康德的理性推演为主宰和驾驭世界历史行程的统治力量，康德的自由理念被黑格尔规定为世界精神的本质，并由此成为世界历史的根本目的和基本原则，康德的体现理性、保障自由的普遍法治，被黑格尔自觉地发展为作为“地上精神”的伦理性实体的现代理性国家。因此无论是康德、黑格尔以前的社会历史观念，还是康德与黑格尔的历史—政治哲学，总体上都奉行了一种观念论原则，都是以神、精神、理性作为说明社会历史进程的最终根据。更重要的是，现代以来迄于马克思的所有社会历史理论，特别是以康德和黑格尔为典型代表的德国古典历史—政治哲学，都带有异常鲜明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格，肩负着以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念及其原则来塑造现代世界，并把这一理念与原则普遍化、永久化、哲学化的历史使命。而在马克思看来，现代以来社会历史理论的观念论（唯心主义）原则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格，导致了这样一种哲学现象：只看到英雄、领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强调宗教的积极的历史作用（如黑格尔）或宗教的一般理论斗争（如费尔巴哈）。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哲学—经济学批判理论的重要资源。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现代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对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式作了研究。但由于它把自然规律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看不到经济范畴、经济活动规律的历史性和暂时性。斯密和李嘉图作为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永恒理性的表现，它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也不是历史地规定的经济活动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这些自然规律源出于人的本性，是作为社会基础的个人人性的表达。利己主义人性观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个人主义的思想基础。经过斯密和李嘉图的论证，作为个人主义象征的“经济人”就成为国民经济学中的灵魂，为经济自由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个人是他自己利益的最好的判断者，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让每一个人在经济活动上进行自由抉择，“看不见的手”（斯密）是一切都听其自由的社会的指导力量，而这一力量所借以发挥作用的机制是完全的自由竞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现代资产者的阶级性格由此得到纯粹而鲜明的表达。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哲学—经济学批判的基本来源之一，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马克思那里，庸俗因素从一开始就孕育在它的体系中，在斯密之后，那些庸俗因素就开始分离出来，成长为庸俗经济学。伴随着英国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庸俗经济学就替代古典经济学成为英国经济学的统治思想。

这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经济学背景。如果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着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曙光初照，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已经全面拉开了它的帷幕。《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产生标志着马克思新的理论骨架已基本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念已得到了相当完整的阐发。

（1）新的历史观的前提和出发点：现实的个人和他们的物质生产活动

马克思恩格斯在生前未能发表的这部著作中，提出并且论证了物质生产的基本原理，确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从而与唯心主义（观念论）历史观真正区别开来：“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11]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种观察方法就是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12]而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前，那种从抽象的人的本性出发，即从脱离社会物质生活出发的人道主义历史观所忽略的一个基本而又简单的事实，就是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这个关键的基点上与各种唯心主义（观念论）历史观相对立：“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13]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4]从有生命的个人存在这一基本前提出发无疑是唯物主义的必然要求，但仅仅根据这一点还不能最终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标志着人与动物最终区别开来的只能是人们的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15]马克思恩格斯与以往的哲学家思想家的根本不同在于，他们既不是把精神、观念，也不是把直观的、抽象的孤立的个人，而是把现实的个人、把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条件作为历史的前提和理论的出发点。所以在他们的历史视野中，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体现在这种活动中的物质生产关系才构成社会历史的最深刻的根基。物质生产作为人类历史的起点，构成了他们所创立的科学历史观的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把人们的生产活动叫做“生命的生产”，它包括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的生产两种情形。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引起生活的生产的几个因素。关于第一个因素，在他们看来：“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16]

但这一人类生存或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一任何历史观都应首先关注的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及其生产这一基本事实，却没有成为德国观念论（唯心主义）者思考人类历史的当然前提：“德国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因而也从未拥有过一个历史学家。法国人和英国人尽管对这一事实同所谓的历史之间的联系了解得非常片面，——特别是因为他们受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但毕竟作了一些为历史编纂学提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首次写出了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17]

如果说，满足吃、喝、住、穿等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活动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必须注意的第一件事实，那么，人们的物质生产资料的再生产就是社会的最基本的活动。因此“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18]。这就是说，物质生产过程不仅是满足生存需要的过程，也是产生新的社会需要、推动人们进行再生产的过程。从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这种基本的历史活动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人的观念论历史观给予了无情的讽刺嘲弄：“从这里立即可以明白，德国人的伟大历史智慧是谁的精神产物。德国人认为，凡是在他们缺乏实证材料的地方，凡是在神学、政治和文学的谬论不能立足的地方，就没有任何历史，那里只有‘史前时期’；至于如何从这个荒谬的‘史前历史’过渡到真正的历史，他们却没有对我们作任何解释。不过另一方面，他们的历史思辨所以特别热衷于这个荒谬的‘史前历史’，是因为他们认为在这里他们不会受到‘粗暴事实’的干预，而且还可以让他们的思辨欲望得到充分的自由，创立和推翻成千上万的假说。”[19]《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虽然直接起因于对布鲁诺和施蒂纳的批判，但它显然也是对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我们在关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论述中曾阐明了，黑格尔如何把那些没有精神自由或自由意识的民族排除在世界历史进程之外，使它们成为世界历史的“局外”或史前民族。

人类历史的第三个因素就是关于人类自身的生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类自身的生产，即人口增殖也看成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在他们看来，“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德国除外）。这时就应该根据现有的经验材料来考察和阐明家庭，而不应该像通常在德国所做的那样，根据‘家庭的概念’来考察和阐明家庭”[20]。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了生活的生产的上述三个因素后，认为不应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作是三个不同的阶段，因为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直到现在，三者就是同时存在着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人们的社会基本活动的过程中，发现了人们在社会中的最基本的关系，即由生产所决定的人们之间的物质关系：“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不管这种共同活动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21]

马克思恩格斯根本排除了用精神、观念作为人类历史本质的观念论（唯心主义）历史观，从而坚定不移地表达了把生产力与生活方式作为人类历史之根本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但是，这样的历史在德国是写不出来的……因为对于德国人来说，要做到这一点不仅缺乏理解能力和材料，而且还缺乏‘感性确定性’；……由此可见，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用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特意把人们维系在一起。”[22]把一定的生产方式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社会阶段，把人类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的联系，看成人类生活的生产或人类最初的历史关系的第四个因素或第四个方面，最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方式与人们的共同的活动方式和社会阶段之相互联系的角度，来考察人类历史的崭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的根本点就在于，它把人类历史建立在工业和交换活动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把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看作是人类历史的起点和前提，把物质生产原理作为他们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和出发点。这样，在德国思辨历史哲学的精神、理念、观念和意识所普遍笼罩的世界中，一个奠立在物质生产活动坚实根基之上的全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就犹如一轮正在升起的光辉灿烂的太阳，照耀在被观念论（唯心主义）历史观所一直笼罩的世界历史的大地上。

（2）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考察阶级问题的一个基本视角

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了物质生活的生产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和出发点，即考察了人类原初的历史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紧接着考察了人的意识，以及意识与人们的社会存在的关系。他们强调指出：“这种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23]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物质生产活动的发展中出现了分工、出现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区分之后，人们的精神活动能力才能够随之发展起来。因此他们指出，正是从这时候起，人的意识才有可能摆脱世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社会意识形式。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状况是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社会意识形态的最终基础，因此社会意识诸形态的各种矛盾，也只有在现存的社会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够找到它们的最终解释。这也就是说，当人们思考社会现象及其问题时，不应在思想、观念、精神、宗教、道德等问题的争论上停顿下来，而应从意识现象赖以发生的社会存在中提出符合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答案。“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4]“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5]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的第一次比较全面的表述。他们在这里不仅对思辨唯心主义（观念论）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根本颠倒作了深刻有力的批判，而且对社会存在（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辩证发展的具体历史特征作了深刻的阐明，从而批判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在人类社会存在问题上的抽象的、孤立的、非历史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