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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两个维度 个体的自由与整体的阶级自由和人类解放（第2页）

3。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资本论》的历史命运及其反思

马克思历史理论在资本、法治、国家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深刻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一方面，马克思从资本生成史的角度，历史性地肯定了资本（动产）作为“现代之子”，它的诞生“包含着一部世界史”，从资本殖民扩张史的角度，强调资本克服自然的崇拜、克服地方性的发展、克服民族的界限和偏见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始终基于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系统而深刻地揭示了资本剥削、榨取、奴役劳动的过程、机制和种种表现形态，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揭露了资本与劳动根本对立的经济根源，从而凸显了形式自由（平等）与实质自由（平等）的深刻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阐明了无产阶级争取阶级自由和人类彻底解放的基本逻辑，并由此得出敲响资本丧钟、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否定性的论断和结论。

马克思在资本、法治、国家问题上所存在着的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是我们考察和理解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基本观念和多重涵义，解读和阐释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秘密和历史影响，审视和反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经验与历史教训的的重要视角和解释框架。[15]

《资本论》是一部批判性的著作。在《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之前的一系列手稿和著作中，马克思一再历史性肯定了资本克服和超越地域的、封建的、政治的和伦理的偏见，阐明了资本克服自然崇拜、克服民族的界限和偏见的“伟大的文明作用”，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基本使命是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全面阐发和系统揭示资本剥削劳动的过程、机制和秘密。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根本出发点决不是像国民经济学那样，是为了从根本上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合理性，并为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提供理论证明。马克思的根本出发点是通过剩余价值这一核心范畴，以资本与劳动的深刻对立为基本线索，揭露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剥削劳动的内在逻辑，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它存在的暂时的历史的性格，阐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根本对立的经济根源，从而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为无产阶级推翻现存资本主义秩序的社会革命提供最深刻的理论证明。[16]

马克思关于敲响资本丧钟、“剥夺剥夺者”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理论结论和实践号召，至今没有在现代欧美世界成为现实。现当代资本主义在它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下通过不断的自我调整、自我变革和自我完善，仍然表现了顽强而巨大的生命活力。从今天的发展现实而言，尽管它依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深刻矛盾和重大弊端，但它在1500年前后进入现代以来所开创的世界历史的发展逻辑依然根深蒂固。如果说，马克思所看到的世界历史的形成是西方携着工业、科技和军事的优势在世界各地强力殖民和血腥扩张的结果，那么在1945年以来的当代世界，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潮流的总体发展趋势，则是越来越普遍地表现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经济体系通过国际惯例和国际规范的文明方式来进行的。以资本扩张与科学技术革命的一体化作为深刻根基和强大动力的信息化—数字化时代，是世界历史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我们甚至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只是在互联（Inter）网开创了全球网络化、信息化的时代才真正到来。这样一个伟大的世界历史性时代的开辟，西方世界再一次抢夺先机而为王先驱。如果说，马克思常常把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与世界历史的不断发展相联系，那么以互联（Inter）网为标志的全球信息时代，则为人类的所有成员普遍地提供着越来越多的生存发展空间和生活选择的自由。

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发生在经济政治都远远落后于西方的东方世界。当这里的市民社会还远未发展成熟，市场经济体制还远未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法律体制还没远未建立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就首先获得胜利，并在夺取政权伊始，国家就通过革命专政和计划经济的方式全面而强力地控制了整个社会。[17]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结论中曾经设想的国家代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制度体制，首先在落后的东方世界变成了现实。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首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薄弱环节、在苏联的辽阔土地上诞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弥漫、血雨腥风中，又诞生了中国、朝鲜、越南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些国家的建国初期，的确发挥了统一意志、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的巨大政治、思想优势，从而建立了初步工业化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它们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里，社会主义国家的学界和政界基于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一系列著作中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批判。这种时代语境下的批判逻辑严重忽视、遮蔽了马克思哲学—经济学批判中所深刻蕴涵着的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张力，没有看到马克思从资本的诞生史、从资本的世界性扩张中所阐发的“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即世界历史性作用，从而根本拒绝、排斥、否定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以及政治和法律秩序对社会主义的借鉴价值及其意义。在经历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全面改造后的一段发展后，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进入了失去生机活力的普遍停滞时期，国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伴随着对资本主义一浪高过一浪的激烈批判而持续低水平徘徊；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对市场经济缺乏宽容心态的群体心理普遍畸形的时期，欧、美、亚各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却高歌猛进，创造了资本主义历史上值得称颂的黄金时代。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自居的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意识形态，竟在那段相当长的时期中无视这一如此鲜明对比的基本历史现实。

造成上述历史状况和结果的原因是极其深刻而复杂的，反思和剖析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和教训需要巨大的思想智慧和理论勇气。而深入挖掘、研究和阐明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张力，是我们从观念和理论上解决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基本视角之一。在今天看来，也许实现、完成这一任务的条件仍然没有成熟，但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去正视和解剖这段历史所应承担的理论责任和学术使命。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国家变革进程的日趋深入，中国已经进入马克思资本批判的现代性的问题域。那么，我们从《资本论》的历史命运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反思中，会得到些什么启示和教训呢？

马克思《资本论》所给予我们的启示之一，就是必须以充满**的理性主义关注现代人的生存境况和生存命运，关注中国公民的基本自由、生存幸福和人的尊严，反思和剖析“**”时期所存在的一切戕害人的尊严与自由的行为。在今日中国已进入现代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时代条件下，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改革开放前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在政治领域，呈“蔓延之势”的政治腐败和肆意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腐蚀着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和正常秩序；另一方面，伴随着资本逻辑的强力扩张，资本对劳动的非理性的掠夺，资本肆意侵吞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越来越成为普遍发生的现象。因此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能够有力规约和驾驭资本文明运行的、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现象的现代政治法律体制，就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国民所面临的基本历史使命。

马克思《资本论》所给予我们的启示之二，就是社会主义要真正参与世界历史进程，在全球化潮流中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所能创造的更高更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马克思所设想的那个超越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在世界历史已经开创的世界市场的深厚基础和辽阔大地上进行的。如果不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就不具备参与世界历史运动的资格，建立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更高形态的社会主义，就只能是被拒斥在世界历史进程之外的乌托邦浪漫主义。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可行的选择和道路——尽管《资本论》并没有提供这种答案——就是把已被世界历史所证明的、既能保障其竞争性活力又能保障其效率的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特别是作为它的核心法则和内在灵魂的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纳入到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重塑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结构和体制机制。

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留给我们的最深刻的教训之一，就是必须时刻警惕着把《资本论》的哲学—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观念独断化、教条化。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多年中之所以不断强化社会政治运动，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把马克思批判的、革命的思想方式推向极端，并把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全民族都被卷入到社会政治革命的狂热激流中，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被抛进了像“**”这样长达十年之久的黑暗深渊。在如此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孙中山先生的一段话是颇引人深思的：“当满清之时，予之主张革命也，犹能日起有功，进行不已；惟自民国成立之时，则予之主张建设，反致半筹莫展，一败涂地。”[18]邓小平在深刻反思和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断然拒绝了拒斥一切先进人类文明的闭关锁国主义和偏执的排他主义。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已在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和中国人的观念世界。改革开放不仅彻底结束了拒绝一切外来先进文明的闭关锁国状态，而且也在彻底地改变着长久以来那种批判一切、貌似革命实则偏执的观念结构和病态的思想方式，并由此走上了多元、宽容、健康的社会发展道路。自身具有着开放、竞争、秩序、规范、文明之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已被中国共产党人作为根本革新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的经济纲领；发挥市场之于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论断，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建设方略；标志着公正、正义、自由、法治、文明之内涵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代政治理念，已被写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建立现代化强国的根本大法之中。这表明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已从当代世界潮流出发创造性地制定了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以市场、法治、开放为基本特征的治国方略，从而扬弃了昔日那种以极端的批判和革命的思想方式审察世界、否定市场与法治的历史—政治观念。

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基本历史任务，是根植于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以开放的、建设性的、理性宽容的健康姿态走向现代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共产党人已经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中国已开始全面地参与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制、以联合国为核心框架的全球政治进程，负责任地签署了一系列国际贸易协议、国际人权公约、禁止核武器和生物化学武器不扩散条约等一系列国家条约。这就是说，中国不仅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的制度框架，而且也以积极、认真、自觉的开放姿态参与全球市场经济和国际政治进程。所有这一切都令人鼓舞地表明了，审时度势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已领导中国人民全面参与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进程之中。

随着中国社会日益走向多元开放的市场与法治时代，学术理论界昔日那种批判一切的独断论思维方式和封闭心态也逐渐成为过去。中国学人已经逐渐培育和锻造了为开放时代所要求的多元包容的理性心态、思想方式和文化—心理结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自由的时代已开始到来。中国学人正在以容纳百川的理性情怀全方位地译介、引进着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以往曾经被全面批判的西方世界各个领域的学术著作，他们已在兼收并蓄、会通中外的基础上不断融会新知，在消化、吸收、借鉴的基础上孕育着自己的创新成果。以五千年悠久文明为历史积淀的中国思想、文化、哲学在学术自由的雨露阳光中必将再创辉煌。

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已经从过去的抽象对峙，走向当代语境下的和解统一。这是我们从马克思在资本、法治问题上所存在着的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张力中，通过考察、审视和反思世界社会主义史所得出的基本经验和历史教训。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马克思在“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一语前后，写下了颇值得今日反思和推敲的重要语句：“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0页）我们在什么意义上理解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它是否是我们理解和分析现代世界各民族国家纷纷走向市场经济的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的解释依据呢？

[3]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7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592页。

[5]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黑体为引者加。

[6]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黑体为引者加。

[7]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黑体为引者加。

[9]“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做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做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黑体为引者加）

[10]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22页。

[11]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4页。

[12]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4页。黑体为引者加。

[13]俞吾金先生在阐释马克思关于“个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概念和思想时，很有意义地细致区分了“人的全面发展”与“个人的全面发展”的差异，并依据马克思文本作了考证和论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diefreieEntwiesjedendieBedingungfürdiefreieEntwigallerist）。在这里，jeden和aller分别以省略的方式表示‘每个人’和‘一切人’。不难看出，既然马克思把每个人的由发展看作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这就表明，在他的心目中，个人和一切人之间不但存在着重大的差别，而且比较起来，个人居于基础性的层面上。”（俞吾金：《从康德到马克思——千年之交的哲学沉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4—285页。黑体为引者加）“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叙述其‘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时进一步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deruniversalenBeziehungen），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universellerVerm?gen）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deruwigderIndividün）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freieIndividualit?t），是第三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必须注意，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是‘个人全面发展’的理论，而不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使用的德语名词Individuum（Individuums或Individün），专指‘个人’，而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人’。在德语中，一般意义上的‘人’通常用另一个名词Menss）来表示。Individuum和Mensch这两个词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前者的着眼点是具体的个人，后者的着眼点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或人类的整体。这就告诉我们，马克思并不是泛泛地谈论‘人的全面发展’，他注重的是‘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的确立。”（同上书，第285—286页。黑体为引者加）俞吾金先生接下来还历史地考察了从传统中国到近、现、当代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重大转变：“有趣的是，在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的传统社会中，马克思的‘个人全面发展’的提法被不知不觉地转换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提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呢？因为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东方社会内，个人，特别是与作为伟大人物的个人相对立的普通个人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同上书，第286页）“事实上，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的核心观念也就是把个人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无论是鲁迅先生等学者关于‘娜拉出走’问题的讨论，还是巴金的小说《家》、《春》、《秋》，都是围绕个人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来展开的。后来，诚如李泽厚先生所指出的救亡的主题（集体至上）压倒了启蒙的主题（个体至上），于是，个人解放的问题被掩蔽起来了。在1949年以后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材虽然也谈论‘伟大人物和人民群众’，但普通的个人只是作为一个片段被归入到人民群众中，只有伟大人物的个体性存在才成为反思的焦点。‘**’后出现的‘新启蒙’思潮所要继续的正是五四前后才开始的普通个人解放的道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传统社会的身份制度向当代社会的契约制度的转化，个人本位和个性解放已经成为当代生活和文化的基础。事实上，只有领悟当代生活的实际诉求，才能充分理解马克思为什么会提出‘个人全面发展’的理论。”（同上书，第286—287页。黑体为引者加）

[15]本书第六—八章以及“余论”部分将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的探索和阐释。

[16]正是在上述意义上，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关于马克思的如下评论值得我们注意。在孙中山看来，马克思是社会病理学家，而不是社会生理学家。“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所有的心得，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孙中山文集》上，团结出版社1977年版，第245页）尽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步性有很多肯定（这些肯定我们将在“资本与世界历史”即第七—八章中加以具体展开），但从根本特征上讲，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所看到的，是它在进化中的“毛病”，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克服的根本性病疾。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其整个一生中才不妥协地、持续不断地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无情而彻底的批判。正是由于马克思基于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所坚持的这样一种根本怀疑、批判和否定的价值取向，所以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虽然是那么伟大、科学、深刻而不可怀疑，但它却依然不可能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治国理政的理论基础。

[17]在市民社会问题上，葛兰西的分析和论述是颇有见地的。他认为东方社会没有形成独立的市民社会，国家就是一切，即国家=暴力+强权；而西方已经形成了市民社会，国家=强权+同意，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优先于政治社会，而国家优先于经济基础。而东方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恰恰是在没有形成独立的市民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这是东方世界各国的国家政策之所以能够在革命胜利后全面控制社会的基本原因。

[18]《孙中山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5页。黑体为引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