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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唤醒与革命 英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后果102（第1页）

二、“唤醒”与“革命”：英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后果[1]02

至于发生在1840年以后近代中国的政治法律体制和思想观念文化领域的变革，特别是哲学领域的深刻转型和革命性变革，很难通过几行文字或统计数据表达出来，但它们同样是近现代中国市民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基本领域，因而同样是阐明近现代中国市民社会的产生所必需的重要维度。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进程在中国学人—政治领袖中发生的哲学回应，即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哲学的深刻转型和革命性变革，我在拙作《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国个案》（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中，基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透视视角和解释框架作了力所能及的探索、研究和阐释。我对近代中国哲学变革的基本观念和重大成果持高度肯定态度。

书写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哲学世界的回应东方文明危机的一曲曲瑰丽的变革篇章，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直持续到今日的维新、革命、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绵延不绝的历史激流，是中华民族迎接挑战、应对危机、走向世界的生生不息的民族意志和艰苦卓绝的历史塑造，是一座座耸入云天的巍峨宏大的历史里程碑：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与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之间所体现的传统与近代的二元分立，特别是洪仁玕力倡近代意义上的民主（“国法”）与科学（“技艺”）的社会政治理念，是我们透视中国从传统农耕社会向近现代工商社会过渡和转变的一个有特别意义的案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矛盾命题，体现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两种异质的不同文明相遇后进行较量的内在紧张和矛盾冲突；康有为在东方秩序面临重大挑战的危机时刻所作出的世界化的哲学选择和观念回应，在这一选择和回应的过程中所包涵的传统与近代的内在紧张，以及在章太炎与康有为的争论中所包含的特殊主义（国粹）与普遍主义（世界主义）的矛盾冲突[53]，是我们从哲学上解读中国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活生生的典型；谭嗣同批判传统、以“仁—通”开启近代的内在张力，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深刻悖论，构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之惊心动魄的一个哲学应答；严复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反思，对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创造性的移译，凸显了启蒙与救亡、自由与富强的内在冲突，并由此开启了走向“世界文学”的观念变革之路[54]；孙中山在传统与近代的双向变革中所实现的顺应世界潮流的近代政治革命，以及他在这一过程中所孜孜以求的国民文化—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重建，是中国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的里程碑式的重大标志；还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表达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和断裂；现代中国的革命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之间，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紧张关系，等等，都历史地展现了在作为民族历史的中国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曲折历程中，中国社会变革逻辑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以及文明重塑过程的二律背反性质。

所有这些发生和进行在中国大地上的突破传统、直面世界、面向未来的悲壮探索，都是我们这个不屈不挠的民族回应严重的生存挑战和文明危机，不断从民族历史的封闭和沉睡中被迅速“唤醒”，并由此开辟走向世界历史之新道路、之新纪元、之未来的“曙光”和“革命”的悲壮探索和宝贵尝试。在作为民族历史的中国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枪林弹雨、血雨腥风、浴火重生中，在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不懈奋斗和接力探索中，成就着中国社会历史上“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巨大转型和深刻变革，塑造着一个古老的东方文明大国再度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宏大景观和雄浑诗章。

[1]本节的部分内容发表在《哲学研究》2014年第12期，并在韩立新先生主持召开的“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2014年12月1—2日）的学术会议上作过发言。这里作了进一步大幅度的扩充、加工、修改和润色。

[2]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文章，有论者曾专文统计：“马克思恩格斯除了在许多著述和书信中提到中国外，毕生还撰写过共18篇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这18篇文章除第一篇写于1853年、最后一篇写于1862年之外，其余16篇均写于1856年底至1860年初，历时仅仅3年多。马恩之所以集中在这一段时间撰写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是因为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欧洲列强继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再度将目光对准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随即爆发。鉴于美国报界读者纷纷将关注点转向中国，在伦敦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等报刊担任通讯员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便在这一时期撰写了上述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鲁路：“马恩论中国”，《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09年4月13日第18版）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撰写关于中国和印度论文的这个时期，正值马克思准备和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时期。

[3]考虑到目前中国史学界的主流看法和中文世界的划分习惯，拙作在这里把前面各章使用的“现代”一词，根据不同语境分别称为“近代”、“现代”或“近现代”，以标识中国1840—1978年的历史。特此说明。

[4]处于闭关锁国中的清王朝对工业文明和世界市场的巨大革命作用根本无从知晓，以致葬送了中国在开放的世界贸易的潮流中走向强大的历史机遇。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致函乾隆皇帝，提出进一步开放的要求，但被乾隆皇帝以天朝帝国“无所不有”的傲慢态度而加以拒绝。英国国王为资本家的贸易开辟道路，而中国皇帝却只知道在天朝帝国的封闭世界中孤芳自赏。晚清政府当然不可能自觉地意识到贸易自由之于专制政体之解体、贸易自由之于民主政治之孕育的基础性意义，但它却本能性地意识到了贸易自由之于专制政体的冲突。这是晚清政府自身不可能清醒而理性地意识到的一个历史性悲剧。（参见拙作：《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国个案》，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5]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黑体为引者加。尽管伴随着这一“东方秩序的危机”而带来了长久的军阀混战和政治动**，但它毕竟已开始孕育着解构传统中国的农耕文明、结束君主专制、走向民主共和、参与世界政治—文学秩序的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参见拙作：《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国个案》，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注）

[6]马克思：《中国记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5页。

[7]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22页。

[8]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页。

[9]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123页。黑体为引者加。

[10]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黑体为引者加。

[11]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黑体为引者加。

[12]收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关于中国问题的10篇评论，8篇为马克思所写，2篇为恩格斯所写。

[13]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9页。

[14]马克思：《英中条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7页。

[15]马克思：《英中条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9页。

[16]马克思：《英中条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41页。黑体为引者加。

[17]马克思：《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2页。

[18]马克思：《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4—675页。黑体为引者加。

[19]马克思：《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6页。黑体为引者加。这段文字表明，马克思对英国的工业能否像破坏印度的土地所有制那样破坏中国的土地所有制有所存疑。马克思是敏锐、深刻和有道理的。实际上，一直到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依然还部分地存留在中国农村社会中。我没有去查阅这方面的统计资料，但我本人在1979年读大学前，还经常地穿着母亲纺织的棉布衣服。我的童年少年时代的每一个深秋、冬季、早春的夜晚，几乎都是陪伴在母亲的纺线机旁默默地观看，并在母亲纺织棉线时发出的那种优美悦耳的节奏声中入睡的。男耕女织的田园牧歌式的劳动状态和生活节奏，应当是我的农村同辈，即20世纪60年代前后出生的一代人在童年少年时代的共同的人生经历吧。这样的状态和节奏，在改革开放所引起、所带来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浪潮中很快就销声匿迹、**然无存了。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在1822—1831年关于《历史哲学》的讲演中，也曾认为与印度、波斯帝国、埃及等“各国的国运”相比较，“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的一个帝国”（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1999年版，第122页。黑体为引者加）。

[20]马克思：《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4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22]包括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内的整个马克思历史理论，都包涵着这种深刻的内在紧张。如果历史地、全面地考察和研究马克思的“资本”概念，那么，我们就会从中认识到马克思历史理论所包涵着的历史观点（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伦理主义）的深刻的内在张力：一方面，马克思历史地肯定了动产（资本）摆脱地产之“地域的和政治的偏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页）、肯定了资本克服对自然的崇拜、克服民族的界限和偏见的“伟大的文明作用”（马克思：《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手稿前半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90页）；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始终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从殖民主义对落后民族的掠夺中揭露了资本的惟利是图的贪婪本性，从而深刻地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矛盾、对抗和冲突的性质。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这一内在张力，蕴涵着马克思全部历史理论的蓬勃生机、永恒魅力和深刻秘密。李泽厚先生曾一再强调，“马克思的理论本身‘深刻的片面性’包含着一个巨大的悖论：唯物史观是历史主义的，是所谓‘客观’‘科学’的‘社会必然进程’，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厌恶道德说教。但恰恰他们又认为自己是在为受压迫受剥削的工人阶级的伟大事业奋斗和斗争，认为工人阶级代表着执行着历史发展的客观使命，从而又是伦理主义的‘善’在推动社会的前进。有意思的是，马克思理论中的这个历史主义（强调客观历史进程）和伦理主义（强调工人阶级利益）二律背反”在现实的右派、保守派、资产阶级与左派、革命派、无产阶级的斗争中亦得到表现。（李泽厚：《关于马克思的理论及其他》，《李泽厚近年答问录》，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245页。黑体为引者加）这里有必要进一步说明的是，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理论出发对东方世界的考察和批判，同样包涵着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即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和内在紧张。

[23]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2页。

[24]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2页。黑体为引者加。

[25]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3页。黑体为引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