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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20世纪后期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第2页）

三、对世界霸权体系的批判

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发展中国家如何在高度制度化和组织性的过程中抵制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输出与钳控，反抗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和“殖民化”命运成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研究主题之一。

1。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理论

20世纪中叶以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文化围剿和意识形态输出等方式对殖民地实行新型的掠夺和控制，众多新马克思主义者借鉴并吸取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经济殖民政策的思想，对现行的世界秩序展开了文化和政治批判，形成了一种后殖民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与女权主义的理论实践具有某种复杂的相近性，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一种纯文学研究逐渐发展为对西方叙事方式、种族阶级差异、文化身份认同等文化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全方位批判。

首先，从文化殖民的角度对帝国主义的话语霸权展开批判。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以英国文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学通过英语语言、叙事方式、象征与隐喻等技巧将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灌输到全世界，剥夺了其他地区的话语权力，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话语控制。这些文学文本将某种特定文化和价值宣扬为带有普遍性的真理，助长了主导话语的中心性。赛义德（又译萨义德）以多部西方小说和电影为例，分析了其中的帝国主义特征，指出它们从不同角度证明了“帝国主义具有代表它所统治一切发言的力量”[56]。话语的霸权不仅对殖民地造成了文化的控制，甚至成为残忍迫害的手段。英国在印度推行的法律知识中宣扬寡妇殉葬的观念，用一种话语的暴力制造了对女性的压迫。斯皮瓦克在《三个女性文本和一种帝国主义批评》一文中指出：“阅读19世纪的英国文学，不可能不想起曾经被看作英国的社会传教团的帝国主义，是代表英国人的英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本身就是帝国主义事业持续胜利的明证，它被移植或扩散为一些更为现代的形式。”[57]正是通过这些本文的话语霸权，西方国家在自己与殖民地的关系问题上强行宣传一种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拯救与被拯救的意识形态，建立了文化帝国主义的话语霸权体系。

其次，从文化身份角度对被殖民的“他者”地位进行分析。“他者”问题一直是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十分关注的文化主题之一，它体现了西方帝国主义在文化霸权建构过程中的不平等和偏见原则。赛义德指出，以欧美为中心的帝国主义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将东方世界和东方文化视为“他者”：“在五百年来欧洲人和‘其他人’之间的有规律的交流中，一个几乎没有一点改变的观念就是，有一个‘我们’和‘他们’，两个方面都是固定、清晰、无懈可击地不言自明的。”[58]因此，对身份的这种意识形态化的理解就造成了西方文化的霸权地位和优越感。霍米·巴巴也指出，西方世界以进步的名义实行一种自我和他者的区分，这种划分本身就体现了帝国主义排他性、排外性的意识形态本质。这种“他者”的身份不仅仅是宏观上的东方社会或殖民地地区，更体现在微观的种族和性别划分上。法侬在《黑皮肤，白面具》中指出，在被殖民地区，黑人相对于白人的“他者”身份尤为明显。两者之间令人不安的距离和差距并不是来自于种族的差异，而是白人在黑人身上人为地镌刻上了“他者”的印记。斯皮瓦克更是站在女权主义立场上批判了造成女性“他者”身份的根源：来自于西方殖民和男性主导的双重因素。因此，在殖民生产的语境下，女性和其他的“他者”便沦为了没有话语权的“属下”阶层。

最后，从文化革命的角度提出构建一种民族文化的主张。除了通过彰显话语权力的政治文化反抗之外，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种民族文化复兴的革命战略，法侬是这一理论最突出的代表。法侬所倡导的民族文化并不是狭隘意义上的、某一个特定民族或国家的文化，而是恢复殖民地地区被殖民以前的本土文化。由于被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宣扬的意识形态所蒙蔽，殖民地文化被打上了野蛮和落后的标签。法侬呼吁本土知识分子恢复对民族文化的信心和希望，张扬民族文化尊贵、辉煌、庄严的原貌，以此来摆脱西方文化的吞没和蚕食。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相一致，法侬认为这种民族文化革命的实践主体应该是广大人民。并且这种革命不是单一领域的，而是作为不发达国家进行自由斗争的核心部分来实现。法侬相信：“殖民地人民为恢复民族主权而进行的自觉和有组织的事业最充分、最显明地体现了文化的存在……因为民族以自己的形成方式和自身的存在对文化发挥着根本性的影响。一个诞生于人民的集体行动之中、体现了人民的现实追求并改变着国家的民族一定会表现出异常丰富的文化形式。”[59]因此，与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相结合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将重新激活本土文化的活力，成为反抗文化霸权的有效途径。

2。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体系批判理论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制度世界性的延伸、扩张带来了资本积累和政治秩序上的剥削、支配、不平等。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对世界制度中的“中心—外围”格局的形成展开了深刻批判，这些理论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时代中反抗霸权、谋求发展的探索和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广大亚非拉国家虽然逐步摆脱了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但是发展速度仍然十分缓慢。为了解释这种现实，发展理论以马克思对资本积累、增值、扩张的批判为理论基础，从资本主义世界制度中的不平等关系角度入手，指出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现代世界体系呈现出一种霸权主义的特征，它们以发达国家的利益为中心，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的剥削、干预和影响来支配发展中国家，造成了这些地区的边缘化、外围化，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虽然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内部在观点上存在差异，但是仍然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挖掘其理论的一致性。

其一，发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普遍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经济政策和技术手段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状态和依附性、边缘性的地位。资本主义依靠资本积累的不停运动，通过贸易中的不平等关系和经济扩张等手段使处于外围和边缘的国家对中心国家形成了商业、金融和技术等方面的依附。弗兰克认为，直到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国家才开始确立世界霸主的地位，逐渐把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扩大到了今天的发展中国家，破坏了那里原有的经济形态。然而，“这个工业通过工业革命在技术上、经济上以及政治上所产生的成本与价格降低，通过运输成本的急剧下降而消灭了天然的保护，通过实施或接受‘自由贸易’以符合出口资产阶级的经济与政治利益，从而获得了国外消费者”[60]。阿明也指出，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向外围国家转嫁危机来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资本输出能使各种形式的生产在外围地区建立起来，那些生产虽然是现代化的，但却享有低工资成本的好处。就在那时，不平等交换出现了。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能力增长快于消费能力的倾向，这种倾向要不断靠降低利润率的办法来加以克服——从中心地区转移到外围地区，并从中心地区的国家形态转换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范围。”[61]正是通过这些经济手段，在现代世界体系中逐渐形成了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其二，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和边缘状态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还表现在政治和文化等社会形态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这种不平等结构在文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处于核心和中心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意识形态的输出将自己的文化描述成一种普遍化的世界文化，从而保证自己霸权的合法化。在阿明看来，外围地区的不发达过程不仅是经济依附的问题，同时还交织着政治和文化依附。随着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在外围地区的输出，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文化和政治领域中的依附性和不平等现象逐渐加深：“群众的贫穷化保证少数人收入日益增加而使他们能够采取欧洲式的消费模式。这种消费模式之扩大带来了奢侈品生产部门的利润并加强了特权阶级在社会上、文化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结合。”[62]沃勒斯坦（又译沃伦斯坦）对于世界体系中存在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霸权与不平等进行了专门论述。在他看来，由于受到经济利益的影响，文化在建构的过程中很难是中立的。因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主流的文化就是一种为不平等现实进行辩护的意识形态。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意识形态包括两种主要的文化，一方面是普世主义，另一方面是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普世主义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展提供了合理的确证，而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则使等级和不平等得到合法化。因此，沃勒斯坦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文化’是一个理想的体系，是我们历史地、集体地试图与这种特殊体系的社会现实的矛盾性、模糊性和复杂性相妥协的结果。我们通过创造‘文化’（用法Ⅰ）这个概念来作为对实际上不断变化的世界其不变现实的肯定。而且我们通过创造‘文化’（用法Ⅱ）来证明体系的不平等的合理性，试图使之在不断遭到变化威胁的世界中保持不变。”[63]

综观20世纪后期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研究，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实的批判主题是一以贯之的。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边界正在逐渐消融。社会异化的现实问题已经从宏观的、显性的形式转化为微观的、隐性的形式。然而，作为一种外在于人的操纵力量，异化的权力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因为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之中而变得深化。面对这种现实状况，20世纪后期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化理论的研究中体现出了一种微观政治转向。他们不仅从政治、经济角度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更注重挖掘这些现实困境背后隐藏的深层的文化与智识因素。对微观权力的研究成为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后现代政治状况进行批判的切入点。虽然，一些20世纪后期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在吸收和借鉴马克思思想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和曲解，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的异化现象的批判，对人的自由、平等状态的追望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是相符合的。这些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在后现代语境下的微观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有针对性地展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价值作了重要的探索。

[2][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147页。

[3]［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15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167页。

[5]［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12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6]［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129页。

[7]［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129页。

[8]［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31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9]［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316—3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0]［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2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1]衣俊卿等：《20世纪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读》，1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12]［德］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威·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13]［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13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14]［美］埃里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139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15]［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1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16]［德］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威·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148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17]［美］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120页，上海，三联书店，1989。

[18]［德］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威·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135—136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19]［德］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威·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145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20]［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1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21]［美］埃里希·佛洛姆：《逃避自由》，6—7页，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

[22]衣俊卿、欣文：《日常生活批判：一种真正植根于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衣俊卿教授访谈》，载《学术月刊》，2006（1）。

[23]参见HenriLefebvre，EverydayLifeintheModernWorld，NewYorkandLondon，Harper&Row，Publishers，Evanston，SanFrancisco，1971。

[24]［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206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25]相关内容可参见衣俊卿：《全面开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转引自《卢卡奇再评价》，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