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中文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第1页）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南］普·弗兰尼茨基

克罗地亚马提查出版社1958年出版

总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和特征[1]

一、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问题

只要我们注意到，人的解放是马克思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力求解决的中心问题，同时德国还不具备解决这一问题的充分的前提，那么就不难理解，单单是比较发达的法国这一点就已经对马克思观点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法国人的长处，就是他们具有发达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而马克思的长处在于他拥有一个昌盛的哲学时期的全部丰富的遗产及其基本成果——辩证法，同时他还具有一个天才的人物和坚强的性格所必备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即一定要解决人的问题，以及他的历史和解放的问题。

法国的现实立即向马克思提供了足够的材料，证明根据资产阶级的公民民主来解决人的问题，只是一种局部的解决。法国生活中的新的矛盾清楚地表明，必须克服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在德国实际上还刚刚开始成为现实）。法国的资产阶级社会已经对无产阶级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在工人队伍中已经开始传播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其中有一些是马克思在德国就已经熟悉的），但基本上都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圣西门（1760—1825）和傅立叶（1772—1837）的空想社会主义。

他们是天才的思想家，还在资产阶级社会胜利地预告蓬勃进展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发现了它灭亡的先兆。他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矛盾的分析是很出色的。如果再考虑到他们力图创立一种有关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的统一的观点（在这方面他们往往接近于对这些问题作唯物主义的解释），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肯定，他们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他们的唯物主义在解释历史时，是不彻底的。这特别清楚地表现在他们试图解决当代社会矛盾的各种方案中。在这里，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仍然表现出了有力的影响。他们不是把阶级关系看作当代社会发展的杠杆，却幻想会出现个别的慈善家，他在认识到这个世界的一切罪恶之后，会用自己的力量把它拯救出来。因此，他们的学说的空想性是毫无疑义的。

马克思很快就发现，近代史的实质在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由于他始终是一个深刻的辩证的思想家，因而力图具体地解决这些矛盾，而不抱任何历史的幻想。例如他在和卢格一起出版的“德法年鉴”第1期（也是唯一的一期）上发表的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已经宣布无产阶级是这样的阶级，它必将实现社会的复兴，即实现社会主义，实现没有人压迫人和人剥削人的无阶级的社会。

马克思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写道：“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根据上述一切，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2]

恩格斯在英国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英国，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表现得十分明显，这一情况提供了足够的材料使他能得出结论：阶级斗争是发展的杠杆（至少在当时的英国是如此）。他还根据经济的分析断定这个社会不可避免地要灭亡，并看到无产阶级是将把这一过程进行到底并建立无阶级社会的历史力量。恩格斯的这一思想表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中（载于马克思和卢格合编的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德法年鉴”上）。他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写道：“如果你们是像人那样有意识地进行生产，而不是像那些连类意识也没有的分散的原子那样，那么你们就会摆脱所有这些人为的无根据的对立。但是只要你们继续照目前这样无意识地毫不思考地全凭偶然性来进行生产，那么危机就会继续下去；而且一定是一次比一次更普遍，因而也一次比一次更严重；这样就必然会使更多的小资本家破产，使专靠劳动为生的阶级人数剧增，因而也必然使急待就业的人数显著地增加（这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必须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最后，所有这一切势必引起一次社会革命，这一革命是经济学家凭他的书本知识是做梦也想不到的。”[3]

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分别独立地得出了关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必须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历史结论。这就大大超过了以往流行的关于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的思想，也超过了那种认为不经过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的幻想。

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在德国的同道，以及费尔巴哈不同，他们在当时就已经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了。由此就完全可以了解，马克思在这一基础上对人的宗教异化问题的理解（这个问题是由费尔巴哈首先着手解决的），也远为深刻得多。

费尔巴哈正确地看出，宗教是人自我异化的一种形式。他确凿地肯定，一切宗教观念无非是人的观念，这些思想的产物（神）的一切特性无非是人的特性，人从自我本身中把它们异化出来，并赋予它们以自己创造的观念。人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就是这一切的创造主，是无限的自然界的最高主宰，于是就贬低了自己，在他自己所创立的假说面前匍匐为奴。

可见，创造活动不是起源于上帝，而是起源于人本身，因为他是所有这些幻想的第一个创造者。

但是马克思并不仅仅满足于这些结论。因为从这些宗教观念中发现世俗的基础，毕竟只完成了这个重大任务的一部分。而下一个更为困难的问题，却是费尔巴哈根据他的心理人本主义原则所无法解决的。这个进一步提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人要去实现这种自我异化？为什么人要去制造这种幻想？

马克思差不多把1844年逗留在巴黎的全部时间都用来研究这个问题，并把它扩展为经济、政治、法和哲学之间的依赖关系的问题。从直到这个世纪才出版的著名手稿（“经济哲学手稿”）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见解的广度和深度。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的活动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相互交织着的；因此，若不全面地理解人们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就几乎不能去探讨意识形态这一领域。不过马克思在当时就已经看到了经济关系的首要地位，并已经把它理解为人类生活和历史发展的“实体”。他在阶级剥削关系所产生的矛盾中，发现了人经常不断异化的基础。

马克思发现经济的异化是宗教和思想异化的基础。在阶级剥削的制度下，例如在工人生产商品的制度下，工人在这一生产活动本身中，使自己的力量异化，从而创造了商品的价值。可是，这一产品本身却归另一个人所有，这样，那个人由于具有经济权力实际上也成了政治权力本身的“占有者”。因此，工人在这种关系中感到自己是被异化了的。由于生活条件的艰难和没有力量来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和历史，他们必然要在其他方面寻求慰藉。因此，群众的贫困是形形色色宗教幻想得以滋长的现实的肥沃土壤。马克思在1844年初写道，宗教的苦难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另一方面，它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因为要求实现某个美好的彼岸世界的幻想，同时也就是对这个逐渐使人失掉最低限度生存条件的世界的一种抗议。

因此，共产主义作为人类解放的社会，它的目的应当是使人从他的各种各样的异化中，即从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异化中解放出来。在这里，新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问题，具有自己的现实的基础。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及其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

除了这个有关人的重大问题之外，马克思当时还解决了哲学上的一个实质性的问题——逻辑认识论的问题，特别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它作了简要的论述。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另一个地方还将谈到。

虽然马克思当时已经看到，经济是人类历史的基础，同时也是作为个体的人本身发展的基础，但他，以及恩格斯，都还没有在揭示历史发展规律方面得出明确的结论。为了使共产主义本身终于能获得科学的基础，这一工作也是必须完成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1845）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标志着他们朝这个方向迈进了一步。

1844年8月底，恩格斯在路过巴黎回德国时，在马克思那里逗留了几天。他们再一次共同得出结论：他们的观点和愿望完全一致。他们决定，首先要对以前的朋友布·鲍威尔及其伙伴给予答复，因为这一帮人反对他们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恩格斯逗留在巴黎的这几天里写了将近二十页手稿，接着便前往德国，在那里他完成了自己的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著作。马克思把手稿扩充到二百多页，这部著作在1845年初出版，书名叫“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

尽管这本书在批判思辨方法、分析思辨哲学和自我意识等方面有许多引人入胜的重要的地方，但是，具有最重大意义的却是：书中表明，马克思已经达到了对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解释。

鲍威尔认为，体现在杰出人物身上的自我意识——批判的批判，是历史的推动者。马克思在反驳鲍威尔的这一唯心主义观点时，在有一处地方得出结论说：“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诚然，唯灵论的、神学的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4]

马克思发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不应当在思想领域中寻找，而应当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即首先在经济本身的发展中寻找，他在同一著作中还研究了劳动和资本、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基本矛盾。他发现这一矛盾是现代历史发展的现实基础，而这一矛盾的必不可免的解决则是未来的基本前途。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看出，英国经济的产业革命是英国现代发展的真实基础，也是阶级对立的真实基础，它为今后的革命变革提供了一切必要的因素。但是，这一新观点（它本身标志着人类思想发展的革命）在理论上的形成和深化，主要是马克思的功绩。这一点，恩格斯自己在以后谈到共产主义者同盟历史的一篇文章中也曾加以确认。1845年春，恩格斯回到比利时，当时马克思也正好被迫侨居在这里。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中，对社会历史及其规律的这一新观点，作了系统的论述。这部著作是他同恩格斯合写的，有些部分是同赫斯合写的。书中打算首先对德国的意识形态问题，然后也对欧洲各个方面的意识形态问题作坚决的清算。因为马克思在这里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力图解决的问题，是法国唯物主义最优秀的思想家（爱尔维修、霍尔巴赫）、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梯叶里、米涅、基佐）、德国唯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以及以往的许多其他思想家所解决过的问题。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处地方论述了上述观点的实质。这一论述同他在十多年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著名序言（1859）中的论述是很相似的。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由此还可以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种观点表明：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份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有所削弱。各代所面临的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一些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着的革命震**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综合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5]

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的历史观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以后的许多著作只是进一步发展了其他一些社会问题，并论证了他们以前的原理。这些著作有：《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