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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第1版（第1页）

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第1版）

肖前李秀林汪永祥

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总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

一、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中可以看到，它在人类认识史、哲学史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主要表现为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高度统一、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高度统一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代替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代替了那些企图包罗万象的所谓“科学之科学”；以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无产阶级哲学，否定了剥削阶级的旧哲学。这些，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对象、作用方面区别于一切其他哲学的本质特征，就是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主要优点。

列宁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比作一块整钢。他说：“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2]这块整钢，体现着多方面的统一，而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则是这个统一的基本内容。

如前所述，在古代曾经有过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朴素的结合。往后，朴素的唯物主义被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所代替；朴素的辩证法演变为唯心主义辩证法。由前者向后者的发展，无疑是哲学思想史的重大进步，然而这个进步是以牺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为代价的。由于社会阶级的和科学水平的局限，在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哲学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分离和矛盾，曾经达到了相当尖锐的程度。形而上学限制着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窒息着辩证法，使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都得不到彻底的贯彻，都不能具有真正的科学形态。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克服这个矛盾。

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克服了这个矛盾，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高度地统一起来，建立了既唯物又辩证的科学世界观。

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个体系之中，体现在对于客观世界、对于主观世界、对于二者关系的理解之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现实世界是物质的世界，同时它又处在相互联系、运动发展之中；人的思想、认识是高度复杂的物质——人脑的机能和客观存在的反映，又是一个矛盾的、发展的过程；客观决定着主观，主观又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理解，都是既唯物又辩证的。

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表现为唯物主义、辩证法本身的相互渗透、彼此贯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在解决世界本质的问题时就内在地包含着辩证法：它把物质世界的统一看作相互联系和无限发展的多样性的统一；把意识看作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派生物，把意识对存在的反映看作是在实践基础上主观和客观之间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克服的、万古常新的辩证过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解释世界状况“怎么样”的问题时又始终贯穿着唯物主义：它把辩证法的规律看作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把主观辩证法看作客观辩证法在思维中的反映；把“观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3]，看作是辩证法的首要的要素。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是辩证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唯物的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水乳交融，血肉相连。

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每一项原理之中。不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个“机体”要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来维系，而且它的每一个“细胞”都是由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两个“元素”化合而成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一个前提、任何一个部分、任何一项原理、任何一个论断、任何一个命题，都不可能只有唯物主义或者只有辩证法（当然这并不妨碍它侧重于某一方面）；如果只有一面，那就可以断定，它不是或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

既然，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是一个普遍的原则，那么它就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宇宙观、世界观，也是它的自然观、历史观和思维观。同旧哲学相比较，其中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统一，具有特殊的意义。

把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统一起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创。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史上，不少思想家在社会历史观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辩证法的观点和唯物主义因素，但对社会作系统的唯物的解释的哲学是根本没有的。唯心主义者当然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就是旧唯物主义者也没有做到。有的唯物主义者曾经企图唯物地解释某些社会现象，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例如中国明末清初的王船山，就认为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是由生活环境决定的。法国十八世纪唯物主义者以及继承了他们唯物主义学说的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更是反复论证和宣传了这种观点。他们反对关于人的思想和行为由上帝和命运来主宰的神秘主义和宿命论，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而改变了的人则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他们看到环境（教育也是一种环境）对人的作用，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环境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他们回答说：是由人决定的。于是，他们就陷于环境决定人、人又决定环境的循环之中。为了摆脱这个困境，他们又提出人们先天固有的理性决定了环境，而最初懂得按理性而行动的只是少数先知先觉的人物，由他们来启发理性受了蒙蔽的多数人，来教育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的“群氓”，所以，他们主张要开展一场启蒙运动。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在冲破封建的、宗教的黑暗统治的斗争中，曾经起过进步的作用，但是用来指导这场运动的社会历史观点却是唯心主义的。法国十八世纪唯物主义者的观点很具有典型意义，它使我们看到，一种在自然观上相当坚定（当然也不是很彻底）的唯物主义，一旦进入社会领域，是怎样不可避免地背叛了自己，陷入了唯心主义。

为什么旧的社会历史观从总体上看都是唯心主义的呢？这同社会现象具有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特点有着密切的联系。很明显，无须人的参与，太阳照样发光，地球照样转动，就是说，离开人和人的活动，自然界照样存在，自然规律照样发生作用。社会历史则不同。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历史是人的活动的结果，离开人和人的活动，也就无所谓社会和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人则是有思想的，人的活动是由思想支配的。这种浮在历史表面的现象，长期地掩盖着历史的本质，使得在社会历史领域坚持唯物主义较之自然领域更加困难。唯心主义在社会领域的独占统治，除了认识上的原因而外，还有历史的局限和阶级的根源。正如毛泽东所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4]

既然社会历史是人活动的结果，而人的思想、目的、动机等等又是人们行动的精神动力，那么关键的问题在于找出人们思想动机背后的客观的物质的动因，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动力的动力”[5]，这是发现在“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6]。寻找这种动因必须超出人的思想领域之外，不然仍旧摆脱不了用精神解释历史的杵臼；同时又必须在社会领域之内来寻找，否则仍然说明不了人类社会本身的客观性。这个动因终于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这就是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社会物质生产方式虽然同人的有意识的活动相联系，但它本身却是一种物质的活动和在物质活动过程中所结成的物质的（经济的）关系，它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的社会存在，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有着自己所固有的客观规律。把社会物质生产方式作为整个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就克服了用精神的原因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同时也排除了用社会以外的原因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形而上学主张。由于这个伟大的发现，才破天荒第一次把唯物主义一般世界观彻底贯彻于社会历史领域，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辩证规律的科学概括，因而它也是彻底地辩证的。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完整严密的、彻底一元论的理论体系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是紧密结合，高度统一，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

二、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7]，正确解决了哲学的对象、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哲学和具体科学之间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这种同中有异的关系，可从它们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对客观规律的反映两个方面来说明。

哲学和其他科学一样，都是实践经验的总结，离开实践的基础，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哲学知识和其他科学知识。这是它们的共同点。然而，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所建立的知识体系，又具有复杂的层次。人们在实践中所获得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各种知识，经过加工整理，归入不同层次的各门具体科学。这些知识又成为哲学加工制作的材料，哲学思想、哲学理论正是依靠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抽象概括而得出的最一般的结论。所以，就具体科学和哲学这两个大的知识层次（其中还有一系列复杂的层次）来看，相对地说，在它们同实践的关系上，前者比较直接、具体，后者比较间接、概括。这就是它们的同中之异。

奠基于社会实践的科学认识的任务在于，透过现象揭示本质，从外部的联系深入到内部的联系，从偶然性中发现必然的规律。科学是主观随意性的敌人。不以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规律为对象、为内容的理论和学说，算不得真正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科学，同其他科学一样，都是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都是关于客观规律的科学。这是它们的共同点。然而，任何一个科学领域中的矛盾及其规律，不但包含了特殊性，而且包含了普遍性，都是普遍和特殊、共性和个性的对立统一。揭示贯穿在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切领域中的最普遍的规律，就是哲学这门科学的任务。所以，哲学和其他科学虽然同样是研究事物的规律，但它们的对象和内容则有普遍和特殊之别，这又是它们之间的同中之异。

从对哲学和具体科学的既同又异、同中有异的分析中，可以进一步认识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个别和一般的对立统一，既是客观事物的辩证关系，也是人们的认识规律。毛泽东指出：就人类认识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开始，这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只有认识了许多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能从中概括出它们的共同的本质。然后，又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8]。如此循环往复，使人类的认识不断提高，不断深化。具体科学和哲学科学的发展也是遵循着这一认识规律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指导，它们互相作用，互相促进，汇合成人类认识真理的长河。

在哲学和其他科学的相互关系中，首先是哲学依赖于科学，是科学的进步推动了哲学。这个关系是不能颠倒的。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考察中可以看到，这一宏伟的哲学大厦，从基础到整个建筑，它的一砖一石，都是由科学的材料铸炼而成的，这也是它之所以颠扑不破、坚不可摧的原因所在。列宁说过：“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哲学没有任何的单独存在的权利，它的材料分布在实证科学的各种不同的部门中间。”[9]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哲学，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根植于科学的土壤，尊重科学的事实，总结科学的成果，用以丰富自己。离开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发展；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干涸和枯萎下去。

同时，以具体科学为基础的哲学科学，反过来又给予具体科学以世界观和一般方法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自然科学的指导意义在于，它以关于客观世界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的知识，为科学的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一般规律和基本范畴，是从各门具体科学所提供的大量知识材料中总结出来的，它普遍地存在于各门具体科学的特殊规律和范畴之中，贯穿于和支配着一切科学的领域，因而就为各门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理论指南。譬如，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物质和运动不可分割，世界上的各种事物、现象都是程度不同的复杂的矛盾体系，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发展过程中相对性和绝对性的辩证统一等原理，作为一般方法论，对于任何科学的研究，对于科学研究的每一个环节和步骤，从搜集材料到整理材料，从提出假设到进行检证，从引出结论到实际运用，都是绝对必需的。

人类认识史表明，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主要由社会实践，特别是生产实践所推动，同时也受着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历史上许多有重大成就的科学家都比较重视哲学的理论思维，自觉地思考认识论以至宇宙观的问题。普列斯特列、达尔文、巴斯德、麦克斯韦、门得列耶夫、普朗克、爱因斯坦等，就是这种科学家的代表。普朗克明确指出：“研究人员的世界观将永远决定着他的工作方向。”爱因斯坦则说：“认识论要是不同科学接触，就会成为一个空架子。科学要是没有认识论——要是这真是可以设想的——就是原始的混乱的东西。”不可否认，过去和现在都有不少这样的科学家，他们并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但却能在科学上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个事实，并不说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在他们的科学中不起作用；恰恰相反，凡是他们作出成就的地方都是自发地遵循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并且是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新的验证。自发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自然科学研究本身所固有的。古往今来一切有所创造发明的科学家虽然各有自己的特色，或不畏宗教迫害，或敢于向权威挑战，或勇于探索可能危及生命的领域，或敏于想象和分析，但共同的一点是刻苦勤奋和实事求是。科学发明家是老实人，他们即或没有读过哲学专著，也可以通过自己脚踏实地的钻研得出合乎唯物主义的结论。由于现代科学实验日益揭示出各个物质运动形式之间的转化和物质的各个层次之间的联系，科学家要认真研究自然，就不能不用理论思维去综合地把握这种联系，不能不考虑到各门科学之间的渗透和结合，因而迫使他们自发地倾向于辩证法。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在任何有成果的科学思维中，根本不存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有无问题，存在的只是自觉和不自觉、彻底和不彻底的区别。

现代科学的发展，一方面，分工愈来愈细；同时，与此相辅而行的是，各门科学之间的结合和渗透的趋势，即所谓整体化的趋势，也在加强。科学整体化趋势的重要表现是，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等综合性科学的建立和发展。科学发展的这种新特点，决不是如有的人所设想的那样，意味着哲学的存在已无必要，可以由这些综合性科学来代替。事实恰恰相反。早在一百年前恩格斯就说过：“恰好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10]在现代，在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的趋势以空前的规模、速度向前发展的情况下，不是更加显示出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方法论指导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吗？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作用的另一个表现在于，它是排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对科学事业干扰的武器，是端正科学发展方向的罗盘。全部科学史证明，在科学的领域从来就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在当代，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更是渗透在一切科学部门和几乎一切重大的研究领域。现代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已经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革命变革，一方面发展很快，另一方面也遇到很多新的困难。辩证唯物主义者应当从新的科学成就中作出新的哲学概括，并指出尚未解决的困难问题和进一步解决它们的方向；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则从科学成就和困难问题中作出唯心主义、不可知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结论。这种情况，在天体物理、生命的起源和本质、思维的模拟等领域中，就表现得相当明显而尖锐。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科学越是要自觉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单靠自发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摆脱不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束缚和干扰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任何自然科学，“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该做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11]

要坚持哲学对具体科学的正确指导，就必须批判歪曲哲学和具体科学相互关系的种种错误观点。

现代西方哲学中有许多流派公开把哲学看成是凌驾于自然科学之上的东西。例如现象学就认为，自然科学是一种低级知识，是包含错误的相对知识，而哲学则是一种高级知识，并只有现象学才配称这样的哲学。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认为，只有追求“永久性哲学理想”的现象学才是“严格的科学”，其他的哲学，首先是唯物主义哲学，经验自然科学，都不是严格的科学，不是真正的科学。因此，哲学不能以自然科学为依据，自然科学无权干预和批评哲学；相反，自然科学却应以哲学为基础，哲学是驱使人们“超越其特殊的周围世界而朝向无限世界的内心冲动”。这种主张，显然是十分荒唐的。这种“严格科学”宣扬“现象学就是对意识的研究”，必须抛弃对“事实存在”的关切而去分析意识本身，只有在主观意识中才有绝对的客观性。这样，它就既不严格更不科学，而是彻头彻尾反科学的主观唯心主义。这样颠倒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既是为着抗拒自然科学对唯心主义的打击，又会把自然科学的发展引向唯心主义的邪路。再如新托马斯主义的最主要代表马利坦认为，哲学“有权对每一门其他科学作出判断，把与它自己的结论相抵触的任何科学假设都斥之为错误”。这实际上就意味着要科学服从神学。可见，现象学、新托马斯主义等流派的出现是一种哲学上和科学上的倒退和反动。

类似这种开倒车的行为，我国在“四人帮”横行期间也表现得特别猖狂。“四人帮”抛出过一个臭名昭著的“代替论”，鼓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就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因此，哲学就可以包罗、包办、代替自然科学的研究。在这种“代替论”盛行之时，哲学套语、政治口号成了判断科学是非的最高标准；大话、空话、假话代替了资料积累、刻苦研究和科学实验。在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作用”的旗号下，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使我国的科学事业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事实证明，“四人帮”的“代替论”既是取消科学研究、摧毁科学事业的大棒，又是扼杀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定哲学指导作用的诡计。为了摆正哲学和具体科学的相互关系，必须彻底批判这种谬论，不断肃清它的流毒和影响。

现代唯心主义哲学歪曲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另一种形式，是从科学的发展中得出取消哲学的结论。在这方面，那些打着科学招牌的哲学流派，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者表现得非常露骨。他们认为，现代科学的发展证明以研究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关系的传统哲学已经失去意义。逻辑实证主义者卡尔纳普说，“哲学研究的新的、科学的方法”，就是“对经验科学的命题和概念进行逻辑分析”，哲学的作用仅仅“在于使经验科学的命题明晰”。逻辑实证主义者莱辛巴赫说：“哲学家的道路是由科学家的道路指出来的：哲学家所能够做的一切便是分析科学的成果，注释这些成果的意义和标出它们的正确性的界限。认识论就是科学的分析。”在他看来，现代自然科学为哲学问题提供了答案，无须求助于哲学；而哲学中的世界观问题则是虚构的，无法证实的，毫无科学价值的。按照他们这种观点，哲学除了作科学的注脚外，已无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种哲学“无用论”、“取消论”的悲观论调，不仅是毫无根据的，而且是极端虚伪的。如前所述，任何科学研究都离不开抽象思维，要思维就必须有一定的思维方法，它或者是正确的即唯物的辩证的，或者是错误的即唯心的形而上学的，或者是二者的混杂，不受任何哲学观点支配是根本不可能的。恩格斯尖锐地指出，那些相信只有忽视或侮辱哲学才能使科学从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人，“遗憾的是大多数都作了最坏的哲学的奴隶，而那些侮辱哲学最厉害的恰好是最坏哲学的最坏、最庸俗的残余的奴隶”[12]。上述谬论，就属于最坏的哲学之列。“取消哲学”的鼓吹者们，自己并没有真的取消了哲学，而是在贩卖着他们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哲学。所以，他们的那种宣传，完全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欺骗宣传。以此为戒，在我们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中，任何忽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指导作用的倾向，都是应当注意防止和努力克服的。

从哲学和具体科学相互关系的原理中应当得出的一个主要实践结论，就是要努力贯彻列宁的哲学遗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具体科学、哲学家同科学家结成联盟，使哲学和科学在相互学习、密切合作中，共同地发展和繁荣起来。

三、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哲学理论，总的来说不懂得实践，特别是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的意义。马克思说：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3]。当然这决不是说，旧的哲学在社会实践中不发生什么作用，任何哲学，都是适应一定的实践任务而产生的，它一经产生，必定会在实践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在阶级社会中，哲学总是一定阶级的哲学，总要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但是，旧哲学在理论上否认客观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把实践排斥在哲学之外，因此也就提不出用实践，特别是广大群众的革命实践去改造世界的哲学主张。例如，十八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就是这样。他们当然是要用自己的世界观去改造封建社会、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但是他们公开宣称的哲学主张则认为，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只在于对封建制度进行理性的批判，对“愚昧”的群众进行“启蒙”，即把封建的神学的黑暗统治加在人们思想上的蒙蔽物“启”开，使人们恢复天然的“理性”，这样资本主义的“理性王国”就会到来，这实际上是把改造世界的任务归结为对世界的说明。黑格尔的哲学也是如此。虽然在黑格尔哲学中有许多关于实践及其同认识关系的深刻论述，但他把实践看作“绝对观念”的体现，也就只能在思辨王国里翱翔，终究没有超出只限于解释世界的窠臼。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才第一次把科学的实践观点引入哲学，当作全部认识论的基础。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一切哲学的最主要、最显著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包含相互联系的两层意思：第一，它在理论上全面地、科学地论证了实践，论证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和在哲学中的基础地位，把实践的观点看作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理论都要付诸实践，指导实践，变为群众的行动，化作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马克思主义哲学消除了千百年来哲学同实践特别是同劳动群众实践的对立，打破了把哲学封闭在少数思想家书斋和讲坛里的局面，找到了哲学通向生活，“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14]的现实道路。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哲学理论之所以重要，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实践。如果它同实践割断了联系，就不能保持它的正确，推动它的发展，更不能发挥它的力量。脱离实践的思想理论，根本实现不了什么东西，只能空谈一阵了事。马克思有句名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5]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性的最好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