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中文

导论（第2页）

这一时期的乌托邦共产主义学说虽然没有三大思想家那样系统、完整，总体上也没有超出三大思想家的水平，但他们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某些方面各自有所突破，有所前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它处于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前夜，时间非常短暂，虽然不像前三个阶段那样构成一个完整的、完全独立的历史阶段，但也因其自身特点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乌托邦共产主义的特点主要是：（1）这一时期的乌托邦共产主义是工人运动的直接产物，其代表人物大都是工人运动的领袖或骨干分子。他们大多数人直接继承了巴贝夫主义的思想遗产，同时也吸收了三大思想家的优点。他们是行动的共产主义者，能够用比较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社会问题和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2）这一时期的乌托邦共产主义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带有更多的科学成分。例如，他们大多数人是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确认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祸害的根源，并认识到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们已比较明确地认识到社会正日益形成无产者和资产者两大对立的阶级，并认识到这两大阶级的尖锐对立将不可避免地引起革命；他们肯定机器大工业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认为机器大工业是共产主义制度的基础；他们多数人不太注重对未来社会的详细描绘，而是把注意力更多放在了如何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终目的上，等等。（3）在改造现存社会制度和实现理想社会的途径问题上，这一时期的乌托邦共产主义者已认识到革命胜利后不可能立即实现公有制，并从现实出发，系统、明确地提出了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除卡贝外，他们都反对单纯依靠宣传、教育和典型试验的和平方法，而是主张采取人民武装革命、夺取资产阶级政权和实行革命专政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手段。（4）这一时期的乌托邦共产主义者不再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统治者和上层人物的同情、支持和恩赐上，而是比较能够相信人民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劳动人民的力量，初步意识到无产阶级不仅是受苦的阶级，而且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从而主张并亲自建立革命组织，公开号召无产者和其他的劳动群众起来斗争。（5）这一时期的乌托邦共产主义者处于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前夜，他们的革命活动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革命活动都有交叉，虽然他们最终都没能完成从乌托邦社会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但他们对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和帮助，他们的一些思想观点直接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继承，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的重要思想来源。

四

在乌托邦社会主义史上，乌托邦社会主义自16世纪产生以来，大致存在两种基本类型：其一是莫尔式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其二是闵采尔式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它们在思想形成方式、表现形式及社会功能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一般而言，莫尔式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先驱者的群众运动的间接产物，而闵采尔式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则是这一运动的直接产物；后者常常表现为伴随着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所爆发的无产阶级先驱者的独立运动，而前者则往往是与这种独立运动相应的理论表现。前者从理论上反映了早期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而后者则希望直接实现早期无产者的利益和要求。

莫尔式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各自时代一批思想激进的社会中上层分子，他们大多是出于对贫苦劳动大众的同情而转向社会主义的；闵采尔式的社会主义者则主要是各自时代无产阶级先驱者的群众运动的领袖人物，他们对社会的苦难往往有着亲身的体验，他们更多是从感性认识上转向社会主义的。莫尔式的社会主义者长于理论探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理性、更深刻，也比较喜欢描绘和设计形形色色的理想社会方案；闵采尔式的社会主义者则长于实际斗争，他们是在领导革命运动中批判旧世界、构造新世界的，他们的理论相对比较粗疏，但他们具有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莫尔式的社会主义者大多不喜欢暴烈的社会变革手段，而是希望通过和平的途径来改造旧世界，有不少人还把社会改革的希望寄托在社会的上层甚至统治者的身上；闵采尔式的社会主义者多数主张用革命暴力推翻现存社会制度，并且不少人还亲身参与或领导了推翻现存制度的革命运动。莫尔式的社会主义大多表现为社会思潮，而闵采尔式的社会主义则更多表现为社会运动，前者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比较大，而后者对群众运动的影响比较大。

从社会主义思想史和学说史的角度，一般把莫尔式的社会主义视为主流，而从社会主义运动史的角度，闵采尔式的社会主义显然要略胜一筹。前者的代表人物从莫尔以降有康帕内拉、安德里亚、维拉斯、梅叶、摩莱里、马布利、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后者的代表人物从闵采尔以降有温斯坦莱、巴贝夫、布朗基、卡贝、德萨米、魏特林等。前者常常被称乌托邦社会主义，而后者则大多被称乌托邦共产主义。不过，在严格的意义上，共产主义是“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活动”[13]，因此，只有那些主张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才能称为“共产主义者”。在这个意义上，像欧文这样的人又可算是“乌托邦共产主义者”而非“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了。

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上述两种类型，从两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之前社会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大致状况。这两种类型的分离和对立，实质上反映了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的分离和对立，在社会主义史上影响深远。这种分离和对立，直到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之后才被克服。恩格斯指出：“1848年1月出现的《共产主义宣言》标志着两个派别的融合，这个融合是在革命熔炉中完成和巩固起来的，在这革命的熔炉中，他们所有的人，不论工人还是过去的哲学家，都经受住了考验。”[14]

不过，这两种类型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奋斗目的就其实质而言是基本一致的，它们所反映的都是还没有成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都是“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的”[15]，都是无产阶级先驱者的运动。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和“乌托邦共产主义（者）”这两个概念并没有做过原则区分，只是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而分别使用“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或“乌托邦共产主义（者）”。本书在叙述过程中，也会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使用“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和“乌托邦共产主义（者）”。

五

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欧洲主要国家确立，机器大工业有了长足发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政治力量也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并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相继爆发的三大工人运动中初步显示了实力。这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开始上升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矛盾。为了更有成效地进行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这时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却成了时代的落伍者，他们失去了对形势的准确判断，抱残守缺，故步自封，必然被历史发展所抛弃。

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积极参加工人运动、投身革命实践活动并从事科学研究，几乎同时完成了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转变。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状况进行了科学分析，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以及无产阶级解放的性质、进程、条件和一般目的，把社会主义理论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实现了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的飞跃。

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花费大量精力对乌托邦社会主义进行了系统梳理。19世纪40年代初期，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同时曾仔细研读了傅立叶、卡贝、勒鲁、孔西德朗等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恩格斯在此期间也对巴贝夫、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卡贝、魏特林等人以及其他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进行潜心研究。对各家各派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系统、深入的研究，是科学社会主义完成对乌托邦社会主义继承、批判和超越的前提和基础。科学社会主义继承了乌托邦社会主义中的科学因素，批判了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唯心史观和各种不切实际的空想方案，抛弃了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思想糟粕，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揭示了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科学理论。

“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16]科学社会主义之为科学，首先在于它把社会主义建立在对现实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7]社会主义的科学化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终其一生都在不断丰富、发展自己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因此，科学社会主义之为科学，还在于它从不把自己的学说凝固于一时一地，而是把它视为一个开放的和发展的理论体系，并不断根据新的实践经验予以丰富和发展。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26、527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8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822页。

[5]有关“乌托邦”一词的词源梳理参见本书第一章“近代乌托邦思想的诞生”部分的详细解释。

[6]严复在1896年翻译赫胥黎《天演论》时首先使用了“乌托邦”一词。严译《天演论》第八篇的标题即“乌托邦”，文中描述了一个众善皆备、富强平等的理想国图案：“夫如是之群，古今之世所未有也，故称之曰乌托邦。乌托邦者，犹言无是国也，仅为涉想所存而已。”参见[英]赫胥黎：《天演论》，严复译，2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需要说明的是，严复所译的赫胥黎原文中并无“乌托邦”一词，而是用的“人间天堂”“伊甸园”。严复所翻译的那句原文是：Thustheadministrathtlooktotheestablishmehlyparadise，atruegardenofEden，inwhichallthingsshethertowardthewell-beingofthegardehomasH。Huxley，Evolutiohidotheressays，Madited，London，1911，p19。这说明严复不仅读过莫尔的《乌托邦》一书，而且深谙该词的功能和意义，所以才在译文中借用了这个词。1902年，严复翻译亚当·斯密所著的《原富》时再次使用了“乌托邦”一词：“以吾英今日之民智国俗，望其一日商政之大通，去障塞，捐烦苛，俾民自由而远近若一，此其虚愿殆无异于望吾国之为乌托邦。”在这里，严复插入译者注：“乌托邦，说部名。明正德十年（一五一五）英相摩而妥玛所著，以富民主之制，郅治之隆。乌托邦，岛国名，犹言无此国矣。此后人言有甚高之论，而不可施行，难以企至者，皆曰此乌托邦制也。”参见[英]亚当·斯密：《原富》，严复译，386页、387页注1，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3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407页。这里的“空想社会主义”原文为“乌托邦社会主义”。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341、5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2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4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6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