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变成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活动是沿着理论创新、批判谬见、建立政党这几条线索进行的。他们在巴黎见面后,便开始了系统清理黑格尔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联合行动。他们先后合作或分别撰写了《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重要著作,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初步但却是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剩余价值学说的基本思想,批判地吸收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科学成分,把社会主义由乌托邦阶段推进到科学阶段。《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
一、马克思恩格斯清算自己的哲学信仰
马克思与恩格斯于1844年8月在巴黎见面后,便开始了系统清理黑格尔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联合行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参加过青年黑格尔运动,并在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过程中,同青年黑格尔派逐步决裂。为了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4年9月至11月第一次合作,共同撰写了《神圣家族》。这部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制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开始。《神圣家族》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鲍威尔兄弟及其追随者的批判和清算,从哲学和经济学等方面阐述了无产阶级自己解放自己和解放全人类的作用,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历史必然性。
在两人共同完成《神圣家族》之后不久,1845年3月,恩格斯完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这是恩格斯1842年以来关于英国状况所发表著述中的最高成就。恩格斯在书中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作了全面剖析,初步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马克思高度评价了恩格斯的这部著作,认为这是当时社会主义文献中几乎完全符合他的思想的唯一一部书,标志着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同他一样得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从黑格尔出发,经由费尔巴哈走向新世界观的。在清算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之后,他们的思想发展同费尔巴哈思想影响的矛盾日渐凸显,因此,对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当时德国意识形态的清算,便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重要一步。这重要的一步是在布鲁塞尔迈出的。
1844年2月,马克思举家迁往布鲁塞尔。4月,恩格斯从巴门移居布鲁塞尔,同马克思会合。到布鲁塞尔不久,马克思就开始对费尔巴哈的思想进行清理,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便是这一工作的最初一步。在这个提纲中,马克思完全抛弃了在《神圣家族》中对费尔巴哈的过高评价。1845年9月至1846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下了第二部巨著——《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书中,他们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揭示了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指出了共产主义胜利的必然性。他们把共产主义看作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认为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以及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4]《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他们对唯物史观的第一次全面、系统的阐述。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开始接触到经济问题,与恩格斯交往更进一步推动了他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1844年3月,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系统研究经济学,他阅读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萨伊、西斯蒙第、詹姆斯·穆勒、威·舒尔茨、麦克库洛赫等人的著作,并做了摘录笔记。这一时期研究的重大成果,集中反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部著作力图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论证共产主义,在历史观和认识论方面已远远超出了费尔巴哈,比《莱茵报》和《德法年鉴》的文章前进了一大步。到布鲁塞尔之后,马克思继续了自己在巴黎开始的经济学研究。为此,他阅读了毕莱、麦克库洛赫、罗西、布朗基、佩基奥等人的著作,并做了读书笔记,后来又研究了萨伊、西斯蒙第、西尼尔、施托希尔、倍倍尔、尤尔、加尼耳、维尔加尔德尔、瓦茨等人的著作。为了研究英国的经济文献,同时也为了更进一步熟悉英国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以及英国的工人运动,1845年7—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到伦敦和曼彻斯特旅行,在那里阅读了配第、托马斯·图克、库伯、科贝特等人的著作。虽然由于集中精力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暂时中断了政治经济学的写作计划,但他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得到了深刻的反映。在随后的《贫困的哲学》《雇佣劳动和资本》等著作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又有了长足进展,二十年后《资本论》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在这里已经以萌芽的形式出现了。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一系列著述,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等重大理论观点,虽然只是初步但却是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剩余价值学说的基本思想。
二、批判地吸收德国古典哲学的精华,创立历史唯物主义
德国古典哲学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哲学,由康德创始,经费希特、谢林,最后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德国古典哲学的最高成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黑格尔是德国伟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他的巨大历史功绩在于,他在哲学史上第一次以唯心主义的形式完整地、系统地表述了辩证法的基本特征,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15]。黑格尔认为,矛盾是普遍的、无所不在的。自然、历史和精神世界都是一个永远在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而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都在于其自身的矛盾之中。在他看来,事物内在矛盾的斗争是发展的源泉,发展通过量变转化为质变。黑格尔精辟地说明了量变质变、对立统一和否定之否定规律,这是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
不过,黑格尔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出现之前就存在一个神秘的“绝对精神”,这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根源和发展动力。辩证发展的主体不是客观的物质世界,而是这种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他的方法和体系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是德国伟大的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是黑格尔左派中最杰出的人物,他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费尔巴哈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时,恢复和发展了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哲学时,抓住哲学的基本问题,认为黑格尔哲学从根本上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的关系。他认为,世界是物质的,自然界不依赖于意识而独立存在;人和自然是统一的,人的意识和思维都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相反,精神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样,费尔巴哈就从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唯物主义立场,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做了与黑格尔截然不同的回答。费尔巴哈肯定并论证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原理,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可知论。费尔巴哈对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的解释是唯物主义的,这是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
但是,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虽然击中了要害,却把它连同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一起抛弃了。而且,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带有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性质,他在解释某些自然现象时坚持了唯物主义,但在解释社会现象时却又陷入了唯心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创立了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学说,并把唯心主义从社会历史领域中驱逐出去,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析繁茂芜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武器。
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有着自身规律性的进化过程。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阶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真理和正义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在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发展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即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的基础,而每一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该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就人类历史发展的长过程来看,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阶级社会最终将会为更高阶段上的无阶级社会所取代。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具体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所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资本主义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具体表现为单个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其经济上的表现便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持续不断的爆发,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性后果。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尖锐化发展,表现在阶级关系上便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不仅无法调和,而且越来越激化。作为社会的主体力量,社会的绝大多数,面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给社会造成的灾难和痛苦,无产阶级有权利也有责任使用包括暴力手段在内的一切社会变革手段,摧毁这个不合理不公正的社会,解放自己并最终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新社会。在历史唯物主义那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再被看成是某个天才人物的偶然发现,而是被看成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现在,社会主义理论的任务不再是去苦思冥想出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的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过程,并从由此造成的经济状态中找出解决冲突的办法。
三、批判地吸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华,创立剩余价值理论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完成于19世纪初的产业革命完成时期。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新兴的资产阶级,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和科学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威廉·配第(1623—1687)、亚当·斯密(1723—1790)和大卫·李嘉图(1772—1823),他们分别代表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阶段、发展阶段和完成阶段的最高成就。
古典政治经济学科学地论证了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即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规律。他们提出的劳动价值论,论证了劳动是价值的源泉,阐明了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源泉。他们还比较正确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认为工人、地主和资本家是构成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基本阶级,并区分了与之相适应的三种基本收入:工资、地租和利润,认为这三者构成了全部的国民收入,其他的收入都是由这三个阶级的收入派生的,而这三者中只有工资是劳动收入。他们从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规律出发,指明了工人的劳动是资本家的利润和地主地租的源泉,初步了解到一部分产品的价值是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工人劳动成果。他们进而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筑在各个阶级经济利益对立的基础之上的。
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人们研究和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揭露资本剥削的秘密和剩余价值的来源提供了有益的材料。马克思认为,斯密“认识到了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16],而“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17]。马克思在批判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的本质,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提出了著名的剩余价值学说。
剩余价值学说认为,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先决条件。资本家在市场上按劳动力一天的价值购买了这种有特殊使用价值的商品后,强迫他整天做工。假如工人在一天中某一段时间的劳动中就能创造出补偿其生活费用的产品,那么他在这一天其余的时间里生产的就是资本家不付报酬的“剩余”产品即剩余价值,这部分价值完全被资本家无偿地拿去了。这就是剩余价值的来源,这就是资产阶级财富的来源,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
在这里,马克思完全摈弃了乌托邦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纯粹道义的谴责,而是用纯粹经济学的方法说明了资本主义的本质,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并找到了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共产主义新社会的革命阶级即现代产业无产阶级,同时也提出了“剥夺剥夺者”这一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