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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龚自珍历史思想的时代特点（第1页）

二、龚自珍历史思想的时代特点

龚自珍是思想家、文章家、诗人，也是历史评论家。他的历史评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他在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见于《龚自珍全集》（中华书局1959年12月出版）者，主要有《乙丙之际箸议》、《古史钩沉论》、《明良论》、《平均篇》、《尊隐》、《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上大学士书》等。从他的这些论著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传统的历史观念继续嬗变的趋势，一是历史批判和现实批判的进一步结合，二是深切地触到了历史必变的脉搏，三是国家、民族的危机意识。在《明良论》中，龚自珍从历史论到近世，指出“今士大夫”，大多“未尝道政事、谈文艺”，“未尝各陈设施、谈利弊”[126]，他们只是关心追逐财富。他进而尖锐地指出：“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家之大耻。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至身为三公，为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于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匪但目未睹、耳未闻，梦寐亦未之及。臣节之盛，扫地尽矣。”[127]这是揭出了政治腐败的一些方面。

社会必变，历史必变，这是龚自珍历史思想中最富有理性意义的积极因素。他说：“自珍少读历代史书及国朝掌故，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所恃者，人材必不绝于世而已。夫有人必有胸肝，有胸肝则必有耳目，有耳目则必有上下百年之见闻，有见闻则必有考订同异之事，有考订同异之事，则或胸以为是，胸以为非。有是非，则必有感慨激奋。感慨激奋而居上位，有其力，则所是者依，所非者去；感慨激奋而居下位，无其力，则探吾之是非，而昌昌大言之。如此，法改胡所弊？势积胡所重？风气移易胡所惩？事例变迁胡所惧？”[130]这一段话，是从历史发展的趋势阐明了法制、事例、风气存在不断变化的规律，也阐明了人在历史变化中的主观能动作用。他反复强调了改革是正常的，是不足惧的，认为“探世变也”，是“圣之至也”[131]，龚自珍的这些认识，是以统观以往历史进程为根据的。他说：“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所以兴，又非革前代之败耶？”[132]这就是说，历代之兴败，都是在不断改革中演进的。

龚自珍的历史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还表现在他对于当时中外事务的关注。他在给钦差大臣林则徐的一篇论文中，阐述了鸦片输入、白银外流所造成的危机，建议林则徐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以绝鸦片之源，指出“无武力何以胜也”，并且要“以重兵自随”，建议“火器宜讲求”，重视“修整军器”；又对战略战术、社会心态做了分析，诚恳地希望林则徐的南下之“此行此心”不要为“黠猾游说，而貌为老成迂拙者”所动，认为这是“千载之一时，事机一跌，不敢言之矣！不敢言之矣！”[133]这篇论文写于道光十八年（1838），从大禹、箕子讲到明初，讲到道光朝的中外事务，讲到对于国家历史前途的忧虑，也讲到了他的种种务实的见解。龚自珍有句名言：“出乎史，入乎道，欲知道者，必先为史。”[134]这可以看作是对他的史论和政论、思想和行事之最准确的概括。

龚自珍是中国历史从古代通向近代之门槛上一位首开风气的杰出的历史评论家。鸦片战争后，其友人张维屏论其历史影响说：“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自珍号定庵，故称定公——引者）开之。”[135]魏源称他晚年“犹好西方之书”[136]，说明他又是中国古代史学上一位面向近代世界的历史评论家。

[1]方苞：《方苞集》卷十二《万季野墓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33页。

[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八讲《清初史学之建设》，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1页。

[3]《清朝续文献通考》成书于道光以后，考虑到对有关撰述叙述上的完整，故赘于此。下文仍有此例，兹一并说明。

[4]20世纪80年代，中华书局会同有关部门，遍采善本，影印出版，分装为60册。

[5]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96～503页。

[6]参见《清史列传》点校序言所引台湾《故宫季刊》第6卷第4期，王钟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页。

[7]《皇清开国方略》御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41册，史部9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页。

[8]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3页。

[9]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5页。

[10]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页。

[11]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8～9页。

[12]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三》，《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0～41页。

[13]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书首，《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页。

[14]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4～15页。

[15]黄宗羲：《明儒学案》原序，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16]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一《崇仁学案》，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4页。

[17]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白沙学案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9页。

[18]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78页。

[19]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六十二《蕺山学案》，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509页。

[20]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十八《东林学案》，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375页。

[21]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鲒埼亭文集选注》，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第108页。

[22]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3页。

[23]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秦始皇”，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页。

[24]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四“唐德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72页。

[25]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四“唐德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72～1973页。

[26]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秦始皇”，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页。

[27]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二“晋愍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74页。

[28]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汉文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1页。

[29]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54页。

[30]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秦始皇”，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