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回答,再次避开了“暴力”或“强迫”的指控,而是将事件导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我并没有强迫她。”
赵天宇的声音平稳,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肯定,“是她自愿将‘兰庭’过户给我的。当时的情况是,她做了一些……严重对不起我的事情。那个夜总会,是她主动提出,作为对我的补偿。”
“补偿?”冯天雷的眉毛微微一挑,这个词将一桩可能涉及巧取豪夺的财产转移,瞬间转变为一笔充满私人恩怨色彩的“情感债务”清偿。
这又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叙事角度。他立刻抓住这个突破口,追问道:
“我很想知道,”冯天雷的语气充满了探究,眼神锐利如刀,“她到底做了什么样‘对不起你’的事情?这事情的严重程度,竟然值得她用一家价值不菲的夜总会作为补偿?而且,”
他抛出了更关键的一点,也是整个事件中最不合常理的部分,“根据我们的调查,顾玉梅在转让‘夜玫瑰’给你之后不久,就匆忙离开了龙头市,至今杳无音信,似乎对这座城市充满了畏惧,不敢再回来生活。如果这只是一场你情我愿的、基于‘愧疚’的补偿,她为何要背井离乡,远走躲藏?这不像是一个仅仅心怀歉疚的人会做出的选择,更像是一个……害怕某些后果的人。”
这个问题针对性极强,逻辑链清晰:如果补偿是自愿且合理的,转让者为何要恐惧逃离?
这强烈暗示着,所谓的“自愿”背后,存在着巨大的、令其感到人身威胁的压力。
冯天雷紧紧盯住赵天宇,等待他的回答。
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他关于“补偿”说辞的可信度,也是判断顾玉梅转让行为性质的核心。
赵天宇将如何解释这充满矛盾的“补偿”与“逃离”?
这或许是撕开他滴水不漏防御的一个绝佳机会。监控室内的李敖,也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
冯天雷的追问如同精准的探针,死死钉在“顾玉梅夜总会转让”这个看似私人化、却可能撬动整个罪案认定的关键节点上。
赵天宇关于“补偿”的解释,虽然试图将事件定性为个人恩怨的私了,但其中“背井离乡”的巨大矛盾,无疑留下了深不见底的疑窦。
冯天雷需要他解释这个核心矛盾,而赵天宇的回答,则将一段尘封的、充满屈辱与险恶的往事,骤然撕开了一角。
听到冯天雷那极具针对性的质疑后,赵天宇沉默了数秒。
这沉默并非词穷,而像是一种将翻涌的旧日情绪强行压入心底深潭的过程。
审讯室恒定的灯光落在他脸上,投下清晰的阴影,使得他此刻的表情显得格外凝重。
当他再次开口时,声音比先前低沉了许多,语速也放慢了,仿佛每个字都带着彼时记忆的重量:
“起初,我并不知道她和伍兴伟是那种关系。”
赵天宇的目光似乎没有聚焦在冯天雷身上,而是穿透了时空,回到了那个让他后怕不已的时刻,“她利用了我们曾是同学这层关系,刻意地、非常有耐心地接近我的妻子。她表现得无害、热情,甚至带着些旧日同窗的亲切,逐渐取得了我妻子的信任,降低了她所有的防备心。”
他的叙述开始注入细节,这些细节让原本抽象的“对不起”变得具体而可怕:“后来,在一次她邀请我妻子去吃饭的时候……她在饮品里下了药。”
赵天宇的声音里渗出一丝冰冷的寒意,尽管事情过去多年,那份惊怒与后怕似乎仍未完全消散,“那是伍兴伟指使她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伍兴伟,得逞他的肮脏企图,玷污我的妻子。”
他停顿了一下,喉结微动,再开口时,语气带着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与未消的戾气交织的复杂:“万幸的是,那天我接到了我老婆的电话,及时的赶了过去……”
他没有具体描述赶到时看到的场景或冲突,但紧抿的嘴唇和骤然锐利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我及时阻止了。没有让他们的恶心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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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陈述,瞬间将顾玉梅从一个可能被迫转让财产的“受害者”,转变为一个实施具体犯罪行为的“加害者”同谋,而赵天宇则成为了扞卫家庭的“阻止者”。
这极大地改变了双方在“夜总会转让”事件中的道德位置。
冯天雷立刻抓住了叙述中另一个关键点——程序正义的缺失。
这是所有游走于灰色地带者常用的借口,但也往往是真实的困境。
“当时,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报警?”
冯天雷的问题直指法律途径,“下药,意图侵犯,这是明确的刑事犯罪。”
赵天宇抬起眼,看向冯天雷,那眼神里第一次清晰地流露出一种混杂着嘲讽、无奈与深重无力的情绪。
他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一些,不再是之前那种刻意保持的平稳,显然这段回忆依然能轻易触动他某根愤怒的神经:
“报警?我拿什么报警?!”他的反问带着压抑的激动,“顾玉梅事后绝不会承认,下药的证据早已被她处理掉。伍兴伟甚至完全可以将所有的事情都推的一干而净。我除了我已经失去意识的妻子和我的怀疑,有什么‘证据’能交给警方?一份基于夫妻关系的指控,在没有物证、没有第三方证人、甚至受害者当时意识都不完全清醒的情况下,能立案吗?”
他深吸一口气,仿佛要压下胸腔里翻腾的旧火,语气变得更加冷硬,带着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尖锐揭露:
“更何况,冯组长,你比我更清楚那时候龙头市是什么光景!伍家三兄弟只手遮天,关系网盘根错节,从基层到上层,有多少人是他们的‘朋友’,收过他们的‘心意’?就算,我是说万一,伍兴伟因为这件事被带进去问话,那也不过是走个过场,喝茶聊天,不出二十四小时就能大摇大摆地出来。然后呢?然后我和我的家人,要面对怎样变本加厉、毫无顾忌的报复?报警,在当时,对我而言,不是寻求正义,而是给自己和家人敲响丧钟!”
这番充满情绪色彩的辩解,描绘了一个普通人在面对盘踞地方的恶势力时,司法渠道失效、求助无门的绝望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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