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是周四下午发在班级群里的。
“季渡老师将于下周赴外地参加为期一周的教研培训,期间的数学课由代课老师上。”
阮绵绵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正在喝水。水杯差点从手里滑下去,她接住了,但水洒了一些在桌上,她盯着那滩水看了很久,久到同桌用胳膊肘碰了她一下:“你没事吧?”她摇了摇头,拿纸巾把水擦干了。动作很慢,很仔细,像在处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她以为自己会高兴。一周,七天,不用见到季渡。不用在升旗仪式上站在最后一排,不用在补课时被抵在门板上,不用在每个周一的傍晚走上那条她既恐惧又无法拒绝的路。她应该高兴的。她深吸了一口气,试图在胸腔里找到一丝“高兴”的感觉。
没有。胸腔里是空的,像一个被人掏走了所有东西的房间,只剩下四面白墙和回音。
阮绵绵被这个发现吓到了。她怎么了?她不是一直想摆脱季渡吗?她不是每天都在心里说“我不想来补课”“我不想见到她”“我不想这样吗”?那为什么现在季渡要走了——不是转学,不是辞职,只是去外地一周——她的心里不是轻松,不是解脱,而是……空的?她说不清那种感觉。不是难过,不是不舍,是一种更原始的、更本能的、像被人抽走了空气的窒息感。她想抓点什么,但周围什么都没有。
晚上回到家,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坐在床上,抱着膝盖。她把手机拿起来,又放下,又拿起来,又放下。她想给季渡发消息。但她不知道要发什么。“一路顺风”?太正常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太急切了。“我不想去补课了”?这是假话。她一个字都打不出来,因为她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她只知道——季渡要走了。七天。一百六十八个小时。一万零八十分钟。她在心里换算这些数字的时候,发现自己换算得极其精准,像是在做一道她不想做但不得不做的数学题。她以前从来不会这样算时间。她从来不数日子,不数小时,不数分钟。但现在她数了,因为她想知道,季渡不在的这段时间,她要怎么熬过去。
周日晚上,最后一次补课。
阮绵绵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季渡正在收拾东西。桌面上摊着一些教案和资料,她在把它们装进一个深灰色的公文包里。看到阮绵绵进来,她抬了一下头,没有说“坐”,也没有说“今天讲哪张卷子”。她只是看了阮绵绵一眼,然后继续收拾。阮绵绵站在门口,没有动。她看着季渡把一摞试卷塞进包里,拉上拉链,把红笔别在包侧的口袋里。动作和平时一样,不急不慢,手指修长,骨节分明。阮绵绵盯着那只手看了一会儿,然后移开了视线。
“今天不补课了。”季渡说,声音不大,像是怕惊动什么,“东西太多了,讲不完。”
阮绵绵点了点头。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季渡背起包,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经过阮绵绵身边的时候,脚步停了一下。很短的一下,短到如果不是阮绵绵一直在等她停下来,根本不会注意到。季渡侧过头看着她。办公室的灯是白的,白光照在她脸上,把她本来就不暖的轮廓照得更冷了一些。但她的眼睛不是冷的。那双眼睛里有东西——很深,很沉,像是要把阮绵绵整个人吸进去。阮绵绵被那个眼神钉在原地,动不了。
“一周。”季渡说。声音低低的,像从胸腔里挤出来的,带着一种阮绵绵从未听过的、沙哑的、几乎称得上脆弱的东西。
然后她走了。高跟鞋叩在地面上,一下,一下,一下,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消失在走廊尽头。阮绵绵站在原地,没有追出去。她只是站在那间空了的办公室里,站在那盏还亮着的白炽灯下,听着季渡的脚步声一点一点地消失,像一颗石子沉进水里,涟漪散尽之后,什么都没有了。办公室变得很安静。安静到阮绵绵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很浅,很快,像一只被人从水里捞出来的鱼,嘴巴一张一合,但吸不到空气。
第一天,阮绵绵觉得还行。代课老师讲得不算差,只是节奏不太一样。她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看着黑板上的公式,努力让自己集中注意力。她告诉自己:你看,没有季渡,课也能上,题也能做,你也能活。
第二节课间,她路过办公室门口,门关着。她以前从来不会看那扇门——不,她以前会看,但不是“看”,是一种她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本能的、像候鸟认路一样的方向感。她的目光会自动找到那扇门,在人群中、在走廊上、在任何地方。现在门关着,里面没有灯,没有人。阮绵绵从门口走过去,脚步没有停。但她的余光在那扇门上停留了比平时更长的时间。
第三天,她开始失眠。不是那种“睡不着”的失眠,是那种“睡着了但一直在做梦”的失眠。梦里全是季渡。季渡站在讲台上,转着红笔,侧脸被夕阳切成两半。季渡在升旗仪式上站在她身后,手从腰侧滑到后腰。季渡在办公室里把她抱到桌上,站在她两腿之间,说“让他们进来”。每一个梦都完整得可怕,像一段被反复播放的视频,每一帧都清晰到她能数清季渡的睫毛。她醒过来的时候,心跳快得像要死掉,手心里全是汗,枕头上湿了一片——不知道是汗还是眼泪。她躺在黑暗里,盯着天花板,那条裂缝还在,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她盯着那条裂缝,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对她说:你完了。
第四天,阮绵绵在食堂里看到了一个人。不是季渡——季渡不可能在这里。那个人只是穿了一件和季渡同款的风衣,黑色的,长款,走路的时候下摆在腿边翻动。阮绵绵端着餐盘,站在那里,像被人点了穴一样,一动不动地看了那个人从食堂这头走到那头。她知道那不是季渡。季渡在一千公里外的地方。她的理智清清楚楚地告诉她这个事实。但她的眼睛不听理智的话,她的心脏也不听,她的整个身体都在那一瞬间做好了“季渡来了”的准备——呼吸变浅,心跳变快,手指不自觉地攥紧。然后那个人转过来了,一张陌生的、年轻的、和季渡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的脸。阮绵绵低下头,走到最近的空位上坐下来,把餐盘放在桌上。她没有吃。她盯着餐盘里的饭菜,觉得它们像塑料做的,没有颜色,没有气味,没有温度。
第五天,阮绵绵在数学课上哭了。
不是嚎啕大哭,是无声的、没有前兆的、忽然涌出来的眼泪。代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题,粉笔划过黑板的声音和季渡不一样——季渡写字很用力,粉笔会发出尖锐的、像刀刮玻璃一样的声音,每次都能让前排的同学皱眉。代课老师写得很轻,几乎没有声音。阮绵绵听着那个安静的、温柔的、正常的粉笔声,眼泪忽然就掉了下来。她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是因为这道题她不会做?是因为代课老师讲得太快?还是因为——这个声音不是季渡的?她趴在桌上,把脸埋进胳膊里,肩膀轻轻抖着。同桌递了纸巾过来,小声问:“你没事吧?”她摇头,没有抬头。她把纸巾攥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攥到纸巾被揉成一团,攥到指甲陷进掌心里。她不是没事。她是有事。她有大问题。
她想季渡。不是那种“有点想”的想,是那种像毒瘾发作一样的、从骨头缝里往外钻的、让她整个人都在发疼的想。她想知道季渡在做什么,和谁在一起,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她想知道季渡有没有想她——哪怕只是一瞬间,哪怕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她想听到季渡的声音,哪怕只是一句“把书翻到第七十二页”。她想闻到那股冷冽的气息,混着烟草和洗衣液,淡淡的,像冬天推开一扇很久没开的窗户。她想感受到季渡的温度——不是那种刻意的、有目的的触摸,就是季渡站在她身边,近到她的肩膀能感觉到季渡手臂的热度。
她什么都想要。但她什么都没有。因为季渡不在这里。
第六天,阮绵绵请假了。不是真的生病,是起不来床。她的身体像被灌了铅一样,沉在床垫里,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她睁着眼睛躺在床上,看着窗帘缝隙里透进来的光从灰色变成白色,从白色变成金色,从金色变成灰色。她没有吃饭,没有喝水,没有看手机。她只是躺着,像一具还没有被发现的尸体。
妈妈下班回来看到她在床上,问了一句“又没去上学”,她“嗯”了一声。妈妈说“烧不烧”,她摇了摇头。妈妈没有再问,走出去,关上了门。阮绵绵听到厨房里传来锅碗的声音,听到电视打开的声音,听到妈妈在打电话的声音。所有声音都隔着一扇门,闷闷的,远远的,像另一个世界的动静。她在这个世界里,只有她一个人。她已经是一个人了。在季渡出现之前,她就是一个人。她习惯了那种一个人的感觉——不冷不热,不疼不痒,像温水煮青蛙,她不知道自己在慢慢被煮死,因为她从来没有尝过沸水的滋味。然后季渡来了。季渡是沸水。烫的,滚的,烧得她满身是泡,疼得她尖叫。但至少她知道了什么是“热”。现在沸水被端走了,她回到温水里,但她再也感受不到“温”了。因为她尝过“烫”。那个温度刻在她身体里了,刻得太深,深到即使季渡不在,她的身体还在以季渡为标准来感知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太冷了,没有季渡的世界,冷得像一座冰窖。
第七天。季渡要回来了。
阮绵绵是凌晨五点醒来的。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醒的,也许是没有睡着过。她从床上坐起来,心跳已经在加速了,像有一根无形的线牵着她的心脏,线的另一端系在季渡身上,而季渡正在从一千公里外的地方慢慢往回收那根线。她能感觉到那根线在收紧,每收紧一寸,她的心跳就快一分。
她穿上校服的时候,手在发抖。她系扣子的时候,扣子对不准扣眼,试了三次才系上。她梳头的时候,梳子从手里滑了两次。她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镜子里的人眼睛下面有青黑色的阴影,嘴唇干裂,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但她笑了。不是那种开心的笑,是一种她自己也说不清的、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涌上来的、像是溺水的人终于踩到了底的那种——松了一口气。她要回来了。季渡要回来了。阮绵绵背着书包走出家门,走在去学校的路上。阳光很好,梧桐树的影子投在地上,风吹过来,光影碎成一片一片的。她走得不快不慢,和每一个普通的上学日一模一样。但她的心跳不一样。她的心跳像有人在打鼓,像有人在放烟花,像有什么东西在她的胸腔里拼命地、拼命地想要冲出来。她不知道那个东西叫什么。也许是思念,也许是依赖,也许是别的什么她不敢命名的东西。
她只知道,这个世界唯一喜欢她的人,回来了。不是“喜欢她的人”,是“唯一喜欢她的人”。这个世界上,只有季渡一个人,把她当成了“特别的存在”。哪怕那种“特别”是错误的,是病态的,是不该发生的——它是存在的。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会在每个周一升旗仪式上站在她身后,有一个人会在补课的傍晚把她抵在门板上,有一个人会用那种灼热的、贪婪的、像要把她吃掉的眼神看她。那个人是季渡。那个人的存在证明了:阮绵绵不是空气,不是背景板,不是教室里的一把空椅子。阮绵绵是一个会被想念、会被渴望、会被一个人放在心尖上——哪怕是以最扭曲的方式——的人。
阮绵绵走进校门的时候,脚步不自觉地加快了。不是走,是快走,是接近小跑的速度。她穿过操场,穿过走廊,穿过人群。她的眼睛在每一个可能的方向寻找——教师办公室门口,教学楼拐角,升旗台旁边。没有。季渡还没有到。她来得太早了。
阮绵绵站在教室门口,大口大口地喘气。不是因为跑得太快,是因为她的心脏已经快要承受不住那种“即将见到”的期待了。她不知道见到季渡之后要说什么、做什么。她甚至不确定季渡会不会像以前一样对她——七天的培训可能会改变一个人,也许季渡想通了,也许季渡决定结束了,也许季渡回来之后会像看一个普通学生一样看她。阮绵绵想到这里,心脏猛地缩了一下。那种缩不是疼,是一种更可怕的东西——是她发现自己承受不起这种可能性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