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响了。
阮绵绵看着屏幕上的“妈妈”两个字,手指悬在接听键上方,没有按下去。季渡从厨房探出头来,看到她的表情,擦了一下手,走过来,在阮绵绵身后站定。没有问“怎么了”,没有说“接吧”,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棵树,风来了不摇,雨来了不倒。阮绵绵能感觉到季渡的存在,从她的后脑勺,从她的肩膀,从她的后背。季渡的体温透过家居服的薄布料,一点一点地渗过来,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她身后轻轻地抵着。不是推,是抵。你可以靠过来,我不会动。
她按下了接听键。
“喂,妈。”
“绵绵啊,在干嘛呢?”妈妈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和以前一模一样,不大不小,不带太多情绪,像在完成一个例行公事的电话。
“在……在同学家。”
“哪个同学?”
阮绵绵的手指在膝盖上攥紧了。她说不出名字,她没有一个可以让她去“同学家”的同学。季渡的手从身后伸过来,覆在她攥紧的拳头上,轻轻地、一根一根地掰开她的手指,把自己的手指插进去,十指相扣。
“就……一个朋友。”
“哦。”妈妈没有追问,“你那个转学的事,想好了没有?你爸说那个学校也不错,就是远,你要想清楚。一个人在那边,没人照顾,吃饭怎么办?生病了怎么办?”
阮绵绵听着,觉得这些话很轻。不是“轻”的意思,是重量很轻,像羽毛,落在她身上,她感觉不到。以前妈妈说的每一个字都有重量,重到她喘不过气——“成绩怎么又掉了”“别人能考好你怎么不行”“你能不能别给我添乱”。每一个字都是一块石头,一块一块地垒在她心口,垒成一堵墙。她从墙的缝隙里看外面的世界,看到了季渡。现在季渡把墙推倒了,石头碎了一地,妈妈再说什么,石头也垒不起来了。不是妈妈变了,是她变了。她不再是那个需要妈妈认可才能活下去的小女孩了。她有人认可了,那个人就站在她身后,手指和她扣在一起,手心是温的。
“妈,我想好了。我要转学。”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阮绵绵能听到妈妈换了一只手拿手机,布料摩擦的窸窣声。
“你真的想好了?那边谁照顾你?”
“有人照顾我。”
“谁?”
阮绵绵深吸一口气。季渡的手指在她手心里轻轻地按了一下。不重,但很稳,像在说:你可以说,我在这里。
“我老师。”
又是几秒的沉默。这一次更长,长到阮绵绵以为电话断了。
“你那个数学老师?”妈妈的声音变了一点,不是生气,是困惑,“她不是辞了吗?”
“嗯。她辞职了。”
“她辞职跟你有什么关系?”
阮绵绵张了张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想过很多次这个场景,在她的脑子里预演了无数遍——妈妈问“为什么”,她说“因为我和她在一起了”,妈妈说“你是不是有病”。她预演过最坏的结果,最坏的就是妈妈不认她、骂她、挂了电话再也不打来。她以为自己准备好了,以为有季渡在旁边,有季渡的手指扣着她的手,她什么都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