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中文

三个体性哲学自我的显明 （第2页）

“意识形态话语”是“主义话语”的进一步升级。如果说“主义话语”对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秩序的支配和控制地位尚停留在“思想理论”的意向和诉求上，那么，“意识形态话语”则已经与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内在地融合在一起，成为与之相互支撑的思想工具。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对此有过极为深刻的论述，马克思指出，“意识形态”在根本上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5]，其特点是“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6]。很显然，“统治性”与“支配性”构成“意识形态话语”最根本的精神品格。

从如上简要分析可以看出，“个人言说”、“主义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三者分别有着不同的精神品格。“个体言说”所追求的是“自我”的自由创造和探索，“主义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所寻求的是“我们”以及“我们”所代表的“话语”的支配和统治地位。它们服膺不同的“游戏规则”，体现着不同的思想旨趣。我们从中至少可以看到两点。其一，三者之中，只有“个体言说”才真正体现了哲学的“理论创新”的本性和要求，因为它把自由探索、勇于创造视为其追求的最高价值，这是真正的理论创新最基本的前提条件。这并不是说“个体言说”的过程及其成果与他人、社会、文化无关，而是说所有这一切必须通过个人的吸收、转化和升华，最终在个人的精神劳作中孕育出思想成果。其二，由于三者精神品格的这种根本差异，它们常常处于相互冲突和排斥之中，以“我们”取向为特征的“主义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由于其对大写的“我们”及其话语霸权的迷恋，它们对“自我”导向的“个体言说”以及以之为前提的思想创新和自由探索不可避免地持拒斥和压制的态度，而真正的“个体言说”由于执著于对自由创造和探索的追求，也同样会自觉地拒斥一切以“我们”自居的话语霸权的束缚。这从更深层面上说明：自觉抵御“主义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对“自我”的遮蔽，创造真正的“哲学自我”，意味着哲学思想者和研究者独立人格的觉醒和解放，因而对于哲学的理论创新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三）“哲学自我”的显明：健康的学术公共空间的基本条件

显明哲学思考的“自我”，同时也是健康的学术公共空间得以生成的基本条件。而只有在健康的学术公共空间中，理论创新才能获得客观的生态和环境。这从另一个方面表明了“哲学自我”的自觉对于理论创新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平等的学术论辩和批评、自由的学术竞争，这是健康的学术公共空间两个最为根本的要求。而“平等的论辩”与“自由的竞争”要真正成为可能，一是必须承认学术公共空间中思想、理论观点、视角等的多样性与开放性；二是各种理论对自身见解和观点有效性限度所具有的自觉意识以及对其他理论见解和观点的尊重。对此，阿伦特曾说道：“公共领域的实在性取决于共同世界借以呈现自身的无数视点和方面的同时在场，而对于这些视点和方面，人们是不可能设计出一套共同的测量方法或评判标准的。因为，尽管共同世界乃是一切人的共同会聚之地，但那些在场的人却是处在不同位置上的，一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可能与另一个人所处的位置正好一样，如同两个物体不可能处在同一个位置上一样。被他人看见和听见的意义在于，每个人都是站在一个不同的位置上来看和听的。这就是公共生活的意义。”[7]这即是说，公共领域只有在不同的、充满差异性的视点和同时在场的条件下才会呈现自身，强制性地把公共生活过滤为同一性先验原理，只能使现实人们的公共生活失去其特质和本性。

而这一意义上的公共领域要成为可能，必须以对理论思考的“自我”的自觉为必要条件。

自觉意识并承认理论话语在根本上是“自我”的“个人言说”，实际上就是承认：在每一种理论话语背后，都体现着其不可克服的“个人偏见”与“价值偏好”，因此，任何理论观点和学说都是某种特定“主观视角”与“思维框架”建构的产物。这一点决定了没有任何一种“偏见”、“偏好”和“视角”可以囊括和覆盖所有其他的“偏见”、“偏好”和“视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常用语的确是对思想理论的公共空间固有本性的恰切表述。

对此，杰出的现代社会理论家马克斯·韦伯曾做过十分深刻的阐发。在韦伯看来，现代世界与传统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打破了传统社会所奉行的“目的论世界观”，使终极的、大全式的、总体性的意义结构不复存在，这意味着现代社会是一个“祛魅”的社会，这决定性地使现代社会成为了一个再没有先知、也没有“神”的世界，“你侍奉这个神，如果你决定赞成这一立场，你必得罪所有其他的神”[8]，价值的“多神化”与“诸神的争斗”是现代人所必须接受的“时代命运”，面对“诸神不和”、价值冲突这一现代社会处境，人们所应做的是接受“多神主义”的命运，而不可违逆这一处境去徒劳地寻求“唯一必然之神”与“虚假的偶像”，而应自觉地承认到，包括理论思考者在内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在“多神”和诸种价值中做出自己的抉择，一旦做出决断，就不计成败利钝，以一种超功利的态度服膺于它并为之勇敢地承担起责任，而不能把个体选择的价值信念扩张膨胀成普遍性的、要求其他人接受并服从的“唯一必然之神”，就此而言，支撑和贯彻着任何理论思考的基本价值立场都必然是“个体言说”性质的，亦即必然是以“我”为底色而不可妄用“我们”之名，只有这样，才承认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思想学说不容压制和消解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妄用“我们”之名并取消“我”的立场，意味着以“唯一必然之神”对多样性的诸种价值的抹杀，在此情形下，种种以“我们”代表自居的、穿上“我们”外衣的“先知”和“偶像”就会粉墨登场，试图成为思想和观念“市场”上“欺行霸市”的“话语垄断者”。很显然，以此为前提，思想理论的公共空间所应具的多样性与开放性将不复存在。对此，马克思曾满怀**地这样批判道：“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是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9]？正像“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一样，人们的思想创造和理论探索同样充满了无限的多样性与可能性。

按照人们已经习惯的思维定势，承认并显明思想理论中那个带着“偏见”、抱有“价值偏好”的“自我”，马上会产生一个尖锐的问题：这难道不正是思想与理论秩序陷入混乱、甚至无政府状态的重要原因吗？如果大家都把思想理论视为“我”的“视角”、“偏好”和“偏见”的产物，这岂不会恰恰导致“偏见盛行”、“私见当道”，哪里会有公共领域的“自由”、“平等”的交往秩序？

这种观点存在两个严重的忽视。

一是承认思想理论中带有“价值偏好”的“自我”，实质是强调每种思想理论的独立性以及与这种独立性相伴随的有限性。所谓“独立性”，是指每一种思想理论由于表达了“我”的“个体言说”，因而它们都是不可替代和不可抹杀的，都在思想理论的公共空间拥有不可剥夺的话语权力与资格；所谓“有限性”，是指由于每种思想理论所体现的是“我”的视角和价值偏好，它只能宣称个人的有效性，而不能僭称“我们”的普遍有效性。因此，它既是“独立的”，同时又是“片面的”和“有限的”，它不能取代其他的“自我”而“唯我独尊”，而必须尊重“他者”的独立资格和地位，而不能要求“他者”牺牲其“自我”。这即是说，承认思想理论中带有“偏见”和“价值偏好”的“自我”，不是要确立狭隘、自私之“自我”，更不是要确立凌驾于“他者”之上的“霸权之我”，而是禀赋自由和平等精神的“自我”。很显然，对思想理论中这种“自我”的自觉承认，必须要求“自我”向“他者”的视野保持开放，它不仅不会破坏思想理论的公共领域的秩序，而且正是这种秩序得以生成的必要条件。

二是承认思想理论中带有“偏见”和“价值偏好”的“自我”，恰恰是要求理论研究和思考者为自己的话语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自我”的显明，既标志着“理论自我”的权利，同时也意味着它的责任，这一责任最根本的就是保持“理论自我”的边界，抵御把本来是个体性的理论话语和价值关涉膨胀成必须由“我们”来接受和服从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关于“客观规律”的“超个人话语”。这表明，这里所彰显的实际是“自律”、“自治”的“自我”，它不仅不会导致思想理论的公共秩序的破坏，相反，正是这种秩序赖以成立的基石和保障。

以上简要讨论告诉我们：自觉地显明思想理论背后那隐藏的“自我”，是思想理论的公共秩序得以可能的基本条件，它让每一个理论思考者成为公共领域的真正主人，并推动公共领域在各种观点、视角、偏好等的竞争和论辩过程中生成“思想的客观性”。相反，试图以“我们”的声调和姿态，动辄把理论话语当成普遍性的必然真理并因此掩蔽和压制理论言说后面的“自我”的观念和做法，恰恰将造成思想理论公共领域正常交往秩序的扭曲和瓦解。很显然，在此条件下，是理论创新所应有的“生态环境”将不复存在。

[1]参见［法］施兰格等：《哲学家和他的假面具》，徐友渔编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2]参见［法］施兰格等：《哲学家和他的假面具》，徐友渔编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3]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8页。

[4][英]伯林：《现实感》，潘荣荣、林茂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2页。

[6]同上书，第54—55页。

[7][德]阿伦特：《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见《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8页。

[8][德]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0-4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