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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下的民族复兴与周边外交（第2页）

而此后中美贸易战的打响也极大地恶化了中美两国关系，使中国在不断加强的美国压力下产生了与周边竞争对手转圜关系的客观需要。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并不是特朗普经济战的唯一打击目标。譬如，特朗普也曾公开将印度与中国相提并论，声称如果这两个国家不降低美国进口商品关税，则将对他们征收报复性关税。美国财政部的半年度外汇政策报告也没有将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列为汇率操纵国，反而把印度列入了观察名单。

美国在战略和经贸上的一系列单边主义行为，以及“印太”口惠而实不至的做法，让期望被一度调高的印度再度失望。此前，印度相继提出“香料计划”“季风计划”等，但由于其国内实力的限制，并不能在国际舞台上产生较大的实质性影响，只能在话语层面对中国“一带一路”产生一定的对冲作用。美国虽乐观其成，但强调“美国第一”的特朗普政权也没有为印度的区域经济计划提供实质性帮助。与之相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印度虽存有一定疑惧心态，但加强在亚投行支持下的基础建设合作，仍使中印有了更强动力去转圜双边关系。

同样在经济领域，美、以的中东政策导致地区局势紧张，进一步加剧了油价上升的趋势，这便使得同样依赖石油进口的发展中大国印度倍感压力。对此，与拥有原油期货合约且为世界第一大原油进口国的中国在进口问题上加强协调显然是符合印度利益的。

综上所述，可能导致印度从“支持印太、抗衡中国”向“保持平衡、转圜关系”转变的动力主要是：第一，与中国合作可能带来巨大收益，而继续与中国对抗不仅没有收益，而且可能会有新的损失。第二，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并没有给予印度实质性回报。

三、中日关系的融冰

中日两国首脑间的高层互访已经中断了八年。在此期间，日本“修宪”、“国有化”钓鱼岛等事件持续恶化着两国关系。此前日本也一贯追随美国，对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冷淡；相反，对美国的“印太”战略则报以欢迎和追随的姿态。甚至早在美方正式提出“印太”战略前，安倍就已提出针对中国的“亚洲民主安全之钻”构想（Asia’sDemocraticSecurityDiamond）。

然而，近年来事情却在起变化：2018年4月16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东京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5月4日，习近平主席与安倍通话，肯定了近期日方就对华关系释放积极信息并采取相应行动，强调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中日关系承前启后，时机难得。希望双方落实原则共识，管控矛盾分歧，确保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并有新进展。安倍呼应习主席讲话，做了积极表态。

2018年5月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韩国总统文在寅齐聚日本东京，出席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会晤后，三国发表《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宣言》。

造成日本对华态度转变的因素有多种。半岛局势的突变可能是最近的诱发因素。美朝首脑行将会晤，使得半岛局势出现戏剧性转折。而此前一直强调对朝严厉制裁的日本，面对朝韩美中等国的热络联系，也有自身被疏远、孤立的担忧，因而有必要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以便在中日韩框架下取得一定协调。

更长远一点看，近两年来，安倍的对华政策也在由“全面防范牵制”逐步转向“有条件的选择性合作”。日本逐渐认识到中国崛起的不可逆性，因此必须放弃遏制、敌视中国的政策，转而选择加入、合作。这一点在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转变上尤为明显。

反观美国的“印太”战略，以强化日中矛盾为手段利用日本强化对中国的围堵，对日本本身却未必有益处。正如何亚非所观察到的，近年来日本对美外交政策正产生微妙变化，由“亦步亦趋”开始转向“主动配合”；在遵守和制定国际秩序规则上，开始由“积极参与”转为“尝试引领”。这意味着日本对美国的独立性在增强。虽然这并不表示美日同盟的松懈，但日本政府在对美、对华外交上已经表现出更多的务实精神，即从日本自身的利益出发。也正因如此，在认识到“一带一路”建设可能给经济增速缓慢的日本所带来的巨大收益时，日本开始选择参与。

总结上述两个典型案例，本章推测可能存在两个原因，导致美国“印太”战略在实施后产生了非预期后果：一是特朗普印太区域战略与“美国优先”总体方略之间的矛盾，二是中、印、日等国领导人的务实智慧与良性互动。

从“印太”战略来看，特朗普的确敏锐地观察到中印、中日间的固有矛盾并加以利用，但他也有可能低估了中印、中日间巨大的合作潜能。而且，特朗普在利用中印、中日矛盾时，也不是采取提供支持、援助盟友的传统模式，而是靠强化中印、中日矛盾来达到既遏制中国又强化对盟友、准盟友影响力的目的。

这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奉行的总方略是“美国优先”（AmericaFirst），即美国利益优先、美国内政优先。在安全领域，该原则必然导致美国在处理与盟友（如日本）和试图联合的国家（如印度）的关系时，表现出一定的单边倾向，譬如要求日本支付更多的防务开支以分摊美军负担。如此则日本、印度等国因为并未得到实质性利益而对美国产生疏离。

在经贸领域，“美国优先”同样以单边的、只服务于美国的方式，在世界自由贸易框架之外重构了基于双边谈判的特朗普经贸模式。美国经济、军事及外交的巨大实力使得该模式对包括中日韩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构成一定挑战。与之相反，中国坚持在世贸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框架下的自由贸易体制，而日本、韩国也同样是该多边贸易体制的受益者和维护者。所以，在特朗普式一对一“交易”方案与中国支持全球化、倡导互利共赢的方案两者间，印、日、韩等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此外，特朗普的嬗变和不确定性降低了美国的国际战略信誉，使得日、印等国对其意图判断不明，或即便判清意图也不敢过于相信，从而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动员能力。与之相反，中国政府的外交战略与政策具有高度的确定性、可靠性和互惠性，其代表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些话语的传播与相应行动、政策的落实，使参与国（如巴基斯坦等）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于是产生正面吸引的效应。而近年来中国在涉及领土、领海、主权等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与果断措施，也使试图挑战中国这一底线的国家付出了一定代价，遂同时从反方向产生了吓阻的效应。这意味着任何试图追随美国“印太”战略对抗中国的国家，都可能为该行为而面临相应的成本与风险。

综上，人们现在看到，日、印等国作为理性的行为体，在权衡比较了“追随美国印太战略对抗中国”与“团结中国互利共赢”两种方案的成本、收益与风险后，做出了符合其国家利益的选择。

[1]图片来源：img1。etease。catchpicAACACEA4CD21C6A30B33DA4080BE2EE115D。jpg。

[2]陈忠信：《〈时局图〉的作者——谢缵泰》，载《历史教学问题》，1984年第5期。

[3]程薇薇：《中国近代史上重要漫画〈时局图〉》，载《档案与建设》，2012年第1期。

[4]《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网，2013年10月25日，politi。20131025c1024-23332318。html。

[5]《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意义深远》，新华网，2019年6月9日，。xi。world2019-0609。

[6]《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2013年10月25日，人民网，politi。20131025c1024-23332318。html。

[7]朱翠萍：《中国的印度洋战略：动因、挑战与应对》，载《南亚研究》，2012年第3期。

[8]鞠海龙、林恺铖：《南海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基础与政策空间》，载《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6期。

[9]王光厚：《中美南海博弈与“一带一路”倡议在东盟的推进》，载《东南亚纵横》，2017年第5期。

[10]邓妮雅：《“一带一路”倡议下南海资源共同开发的模式选择》，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