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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引导中国走向21世纪（第2页）

三、长时期思考的产物

新的时代、新的实践呼唤着新的理论，但新的理论不会自动产生。新的理论的产生是一条艰难的思想登山之路，是一个艰辛的理论创新过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江泽民“经过长时期的思考”而提出来的。

在深入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同时，江泽民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和长时期的理论思考。

在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如何保持自身的凝聚力、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以及在改革和建设中的战斗力，如何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使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些都是新的实际问题。执政党的建设和管理，比没有执政的政党要艰难得多，而且执政的时间越长，党的建设任务就越重。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还与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密切相关。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必须始终注意总结历史，从对历史规律的不断认识和把握中找到指导发展前进的正确方向和道路。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经验，联系到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归结起来就是，党必须始终做到“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历史根据。

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不断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经过长时期的思考”，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发表讲话，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命题，即“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着重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做到“三个代表”是一个需要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为此，需要做到“四个紧密结合”，即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紧密结合我国生产力的最新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的实际，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的新的发展要求，紧密结合党员干部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共同加以研究。江泽民后来在进一步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反复提到这“四个紧密结合”。这实际上说明了“四个紧密结合”是学习、研究和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思路。

2000年5月，江泽民在上海发表讲话，明确提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次讲话要求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穿在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中，贯彻落实到党的全部工作中，贯穿于党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并认为坚持“三个代表”是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时代精神的充分体现。

2000年6月，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指出，他是“经过了长时期思考”而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这一思想关系到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样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而坚持毛泽东、邓小平的党建理论和一系列重要思想，集中起来最重要的，就是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坚持“三个代表”。

2000年6月，在西部五省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座谈会上，江泽民回顾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提出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必须根据新的实践不断进行新的探索，不断为实践提出新的理论指导；强调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认为提出“三个代表”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就是坚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这就把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原因说得非常清楚和透彻了。

2000年10月，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提出，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并阐述了“三个代表”与党的性质、宗旨、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的关系；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实践的、发展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创新。

2000年11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要求的“最终体现”问题，即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和“三个代表”要求的最终体现，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

2000年12月，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江泽民说明了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目的”，即提出“三个代表”的要求，并强调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根本目的就在于保证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2001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对全党提出深入研究和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并再次重申要从“四个紧密结合”上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阐述和宣传引向深入；提出要用宽广的眼光去观察和把握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趋势，观察和把握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好、宣传好、贯彻好，以利于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提出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论述了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及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的问题，重申了“四个如何认识”问题，并提出要把这四个问题作为理论研究的重点课题深入研究，做出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回答。

2001年2月，江泽民在海南发表讲话，重申并强调要把“三个代表”落实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中去，重申并强调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把“三个代表”要求切实落实到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中去，使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始终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并认为这是“最根本的一条”。

200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围绕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从立论根据、科学内涵、基本要求、实现途径、重大意义等方面深入、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如果说2000年2月的“广东讲话”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年5月的“上海讲话”开始从各个方面展开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阐述，那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则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完整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文献。

2002年5月，江泽民出席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并发表讲话，明确提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说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明确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说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明确提出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并认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认为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

2002年11月，在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认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拓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机体注入新活力。这就进一步揭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进一步丰富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进一步阐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

四、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

每一时代的社会意识、理论体系，都同它以前的理论成果有着继承关系。新的理论的产生不仅有其时代背景、实践基础，而且有其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基础。

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从根本上说，就在于以实践为基础，深刻地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及其客观依据。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9]正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规律的支配下，社会发展呈现为一种与自然历史“相似”的过程，表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依次更替。这就是规律，“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的历史规律。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10]，而资本形成和增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不断生产和实现的过程。正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过程，使资本陷入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危机之中。以19世纪20年代的经济危机为开端，尔后反复出现周期性经济危机，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80年代的滞胀危机、结构危机，90年代的金融危机……这一系列危机体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在不断积累和加深，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11]，表明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是资产阶级无法突破也不愿意突破的“大限”，因而资本主义也不可能万世一系，或迟或早、或这样或那样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这同样是规律，“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的历史规律。

正是由于深刻地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超越了19世纪这个特定的时代，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真理只能发展，而不可能被推翻。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理论特征；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崇高的社会理想；致力于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政治立场；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理论品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的理论特征、崇高的社会理想、鲜明的政治立场和重要的理论品质，并加以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换言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特征，是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按需分配。无论是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还是按需分配，前提都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没有这一条，一切都无从谈起。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2]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所以，“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民富国强都无从谈起”[13]。

共产主义的政治特征，是最广泛、最彻底地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所以，我们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坚持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14]。一句话，共产党执政为民，这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任何一个政党，一旦违背历史规律，并同人民群众相对立，最后就只有一个结果——“霸王别姬”。

共产主义社会的文化特征，是人们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每个人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确立有个性的人”，也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共产党宣言》重申了这个观点，认为代替资本主义旧社会的新社会将是一个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再次重申：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则就是实现人的自由个性。

可以说，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正如江泽民所说，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观点简单地等同起来。从创立者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无疑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脱离了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相反，认为只有坚持马克思的所有观点才是马克思主义，同样是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即一种教条主义。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植根于实践、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早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马克思、恩格斯就以其远见卓识向人们宣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发展着的理论。

历史上众多思想学派都随着其创始人的逝世而逐渐走向没落。马克思主义不是这样。马克思以及恩格斯逝世之后，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依据新的实践，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影响力。正如江泽民所说：“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诞生于上世纪（即19世纪——引者注）四十年代，迄今已经一个半世纪。一百多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时代的发展和本国的国情出发，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从而保持了它的巨大的影响和旺盛的生命力。”[15]因此，从内容上看，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所创立、为他的后继者所发展的关于批判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是“普罗米修斯”，而不是“上帝”。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启示录，它没有也不可能提供有关当代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自称包含一切问题现成答案的学说，只能是神学而不可能是科学。从历史上看，凡是自称终极真理体系的学说，就像希图万世一系的封建王朝一样，无一不走向没落。马克思主义不是这样。马克思一开始就宣布：反对“教条式地预料未来”。

《共产党宣言》是共产党的“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然而，在1872年，即《共产党宣言》出版才20多年，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共产党宣言》的一些观点已经过时了。按照马克思过去的观点，经济危机意味着资本主义即将灭亡。可是到了1873年马克思改变了自己的态度，意识到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情况，形成了新的特点。形象地说，1873年的经济危机使马克思认识到，应该重新认识资本主义。19世纪末股份制的出现则使恩格斯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无计划性已不复存在了，资本主义生产也会发生形式改变。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就是以一种发展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

列宁提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不能根据书本来讨论社会主义，而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正是俄国当时“生动的实际生活”和“现实的确切事实”，使列宁意识到必须改变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思路。用列宁本人的话说，就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形象地说，我们不能用“本本”来框实践，而要用实践来发展“本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