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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引导中国走向21世纪（第3页）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找不到关于当代问题的现成答案，这不能责怪马克思，要责怪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本性”的无知。我们只能要求马克思主义做它所能做的事，而不能要求马克思主义做它不能做的事。

马克思主义不仅以批判的态度对待其他社会思潮，而且以批判的精神对待自己，从不故步自封，自称包含了一切问题的答案。相反，马克思主义始终关注变化中的实际，及时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创造新的理论。如果马克思、恩格斯不以批判的精神对待自己的理论，不进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就会停止在《共产党宣言》；如果没有列宁、毛泽东的理论创新，没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就会终止于19世纪；如果没有邓小平的理论创新，没有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就很可能成为20世纪的历史遗产了。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在实践中能够不断创新和发展。如果说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那么，创新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历史已经并正在证明，只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有生命力，只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有影响力和吸引力，只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有说服力和战斗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这种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

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以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英国和资本主义政治发展的典型国家——法国为研究对象，而对于东方落后国家，马克思只是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设想，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回答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6]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开始探讨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的观点。但由于列宁逝世过早，没有系统解答这一问题。而在列宁之后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成就，也暴露了缺点和错误，走了弯路。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苏联“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而且“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7]。正因为如此，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失误，并最终导致国家解体。

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之际，毛泽东就开始探讨“中国工业化道路”，并告诫全党：要特别注意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缺点和错误”，避免走“他们走过的弯路”[18]。毛泽东已经开始探讨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提出一条富有原创性和启示性的思路。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毛泽东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理论，最终导致了“**”这样全局性的错误。

所以，邓小平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19]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我们过去“没有完全搞清楚”，或者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是完全清醒的”。“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20]在邓小平看来，这是“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邓小平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较为系统地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融为一体，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具体地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改革稳定发展、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如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关于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关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依法治国的思想，关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思想，等等。这些新思想、新观念、新论断相互联系、相互贯通，构成了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以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相互促进的进程，从而创造性地把党的建设同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趋势，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和各项任务联系起来，赋予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指导思想和党的任务以鲜明的时代内容和时代特征，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理论高度。

新的实践呼唤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激动人心，实现这一目标任务艰巨。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将面对三个重大课题：

二是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及其主要矛盾，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三是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以及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能否始终解决好这三个重大课题，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败，关系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重大课题提供了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如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引导着中国从容地走向21世纪。

[1]《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57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江泽民：《论“三个代表”》，5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3]江泽民：《论“三个代表”》，5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4]《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193页。

[5]《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519页。

[6]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7]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56页。

[8]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12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32～3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8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5卷，27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142页。

[13]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13页。

[14]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8页。

[15]《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22～2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33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139页。

[18]《毛泽东著作选读》，1版，下册，721页。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2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