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中文

第一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第1页）

第一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葛兰西等人基于反思西方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提出了以超越物化、培养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争夺文化领导权为主要内涵的文化革命和意识革命构想，并由此开启了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社会的文化批判范式。这一文化批判理论的主线在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中，发展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实的全方位的文化批判。这一文化反思贯穿了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等社会的众多领域，以独特方式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一、意识革命与文化领导权理论

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与列宁的文化理论观点存在一致性，那就是提升了文化的重要性，高度重视文化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建树，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何以可能发生”这一重要的历史问题而展开的。他们通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经验的反思和分析，通过对历史和现实条件的深刻把握，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实践哲学作为理论基点，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未来走向寻找一条新的道路。虽然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理论主要是为革命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在学理层面上，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秉承了马克思哲学对文化在社会有机体中的多维作用的理解，高扬人的主体性的基调，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文化观。在革命战略中提升了意识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变革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十月革命的胜利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事件极大地鼓舞了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热情。因此，1918—1923年，德国、匈牙利、波兰、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相继组建了共产党并爆发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虽然1918—1923年的欧洲革命性质颇为复杂、多样，包含着民族解放运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但不可否认的是，欧洲各国的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浪潮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仅建立了多个无产阶级政权，而且为推动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付出了巨大努力，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推向了一个新阶段。然而，虽然欧洲各国革命的声势浩大并一度取得了胜利的果实，但是最终却因为被镇压、干涉或遭遇分裂叛乱而纷纷宣告失败。

俄国十月革命与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同结果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思考，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现实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多重而复杂的，如各国共产党势力薄弱、发展不够成熟、没有充分调动其他各阶级的力量，等等。然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这些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客观地认识到欧洲与俄国之间在社会结构和历史条件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因此没有能够根据具体的革命形势制定出正确的革命路线。客观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俄国与欧洲各国在经济和政治状况上存在很大差异。长期实行农奴制的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工业发展落后，封建残余势力强大，资本主义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处于经济和政治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阶段。而欧洲各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工商业发达，政治体制相对完善，资产阶级在社会中掌握着雄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力。然而，欧洲各国的革命党却没有对这种现实差距作出正确判断。各国共产党仍然坚持采用与俄国革命相同的暴力手段，希望通过武装革命的方式一举战胜资产阶级并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这种机械照搬俄国革命模式的问题在于低估了欧洲革命环境和对象的复杂性。对于欧洲资产阶级的打击不可能只是通过破坏其经济基础和政治政权的方式简单成功。欧洲资产阶级对社会的统治是“总体性的”，除了经济和政治方面以外，资产阶级在思想、意识形态等文化方面对整个社会的掌控是不容忽视的。

正是基于上述对革命失败经验的理解，卢卡奇、葛兰西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了全新思考。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方国家的完成是不能与东方社会的革命方式完全一致的。作为一种“总体性的”革命，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不仅是经济革命与政治革命，更是一场意识革命和文化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意识革命甚至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它对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自觉、资产阶级统治性的意识形态的瓦解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主要体现为一种意识革命的批判理论。它们高度重视文化因素在“总体性”革命中的作用，指出了新的革命方式和路线，以意识革命和文化革命为先导，最终在总体上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一文化理论主题主要包含在卢卡奇对物化意识的批判、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强调以及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的分析中。这些理论体现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思考“无产阶级革命如何可能发生”这一问题时，将视点转向了意识革命，试图在暴力革命之外寻找一条“文化革命”的道路。

1。卢卡奇的物化意识与阶级意识理论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围绕着物化、总体性、主客体辩证统一、阶级意识等核心概念，富有创造性地开启了新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路和文化主题。卢卡奇对物化意识的批判和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强调不仅秉承了马克思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自由的文化基蕴，更是鲜明地揭示了文化因素与革命实践之间的重要关联。

众所周知，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是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发表之前提出的，但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卢卡奇物化理论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从文化批判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进行了反思，尤其对“人的意识屈从于这种物化所表现的形式”[1]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批判。卢卡奇认为，想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性质进行剖析，必须要在商品经济的结构中寻找答案，因为“商品拜物教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即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的问题”[2]。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的结构和交换方式不仅成为经济领域中的核心结构，它对现代思维习惯也具有了支配性的影响力。当商品经济的结构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层面发展为一种普遍性的形式时，不管是客观上还是主观上，一切对象性的形式和主体性形式都被打上了商品物化的烙印。卢卡奇在对人的数字化、主体的客体化以及人的原子化等物化现象进行了批判之后，对物化普遍化、深入化、内化所产生的物化意识进行了深刻批判。在卢卡奇看来，物化意识的形成与物化现象的普遍化是分不开的。当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具有了一种类物特征的时候，人便在内心之中逐渐接受了这种外部现实，对种种物化现象视而不见，反而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物。“在物化的意识看来，这种可计算性形式必然成为这种商品性质真正直接性的表现形式，这种商品性质——作为物化的意识——也根本不力求超出这种形式之外；相反，它力求通过‘科学地加强’这里可理解的规律性来坚持这种表现形式，并使之永久化。正像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地在更高的阶段上从经济方面生产和再生产自身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3]卢卡奇指出，这种物化意识具有“幽灵般的对象性”[4]的特征，它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阶级中蔓延。特别是，物化意识对工人阶级的侵袭的影响更为重大，它会麻痹工人阶级的反抗意识，使无产阶级的革命陷入危机，最终影响无产阶级乃至人类社会的命运。

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社会物化意识的批判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已经不是简单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而是一种精神和文化问题。资本主义的物化现实已经内化到人的心灵深处，侵入人的心灵领域，使人在物化意识的掌控下自愿屈从于现存的社会现实，放弃了反思和超越的愿望与冲动。因此，面对这样一种深刻的文化困境，单从经济和政治上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无产阶级革命是片面的和不完全的。由此，卢卡奇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意识革命。他强调，无产阶级不能忽视阶级意识的重要性，必须以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作为总体性革命的导入点。

在卢卡奇看来，意识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意识革命的完成是无产阶级取得斗争胜利的重要途径。对此，他批判了庸俗马克思主义者脱离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这一革命方法论起点的做法：“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无视意识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具有的这种独一无二的功能，并且用目光短浅的‘现实政治’来代替归结为客观经济过程的决定性问题的重大的原则斗争。”[5]卢卡奇认为，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绝不仅仅是一场经济和政治的斗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危机是资产阶级“崩溃的确凿信号”。当资产阶级的文化陷入了最严重的危机，资产阶级的攻击性将被破坏，因为“它进行领导的力量已一去不复返了”[6]。这些论述说明卢卡奇对意识革命的重要作用有了深入的理解，他总结性地指出：“由此也可以看出：为什么对无产阶级来说，而且只是对无产阶级来说，正确地洞见到社会本质是首要的力量因素，甚至也许是决定性的武器。”[7]这种对社会本质的正确洞见就是卢卡奇所指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种阶级意识不是阶级中单个个人思想的总和或平均值，而是对总体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任务的正确的、自觉的、完全的把握。作为“统一的主体与客体”的现实承载者，无产阶级必须要对自身的历史地位和扬弃物化、扬弃自身，恢复总体性的历史任务有一种自觉的认识，而这个过程正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觉醒和生成的过程，也是意识革命的斗争过程。正如卢卡奇所言，“为社会意识而斗争，是与经济斗争同时进行的。而社会有了意识，等于领导社会有了可能。无产阶级不仅在政权领域，而且同时在这一为社会意识的斗争中……越来越有效地瓦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把它自己的意识发展成为现在唯一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意识”[8]。当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真正达到自觉和成熟的阶段时，无产阶级便有可能在意识革命中打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使最终实现无产阶级的总体性革命成为具有可能性的实践。

2。葛兰西的市民社会与文化领导权理论

与卢卡奇对革命中的意识和文化作用的重视相一致，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同样体现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这一主题。葛兰西的革命观是以他的市民社会理论为基石的。葛兰西认为，欧洲革命之所以没有能够像十月革命那样取得胜利，重要的原因在于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国家结构存在着根本差异，这个差异就体现在市民社会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葛兰西那里，市民社会指的是从经济领域中独立出来的代表文化、精神、道德和意识形态的领域。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工业的发达和商品经济的普遍发展，独立的市民社会已经形成并且在国家中占有重要地位、发挥巨大功能。因此，在西方社会，上层建筑是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组成的，资产阶级不仅掌握着政治领导权还掌控着市民社会，即掌握着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也就是说，“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社会集团可以而且甚至应该在夺取到国家政权之先就以领导者的身分出现（这就是夺取政权本身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而后这个集团取得政权，即使很坚固地掌握着它，成了统治者，同时也应该是一个‘领导的’集团”[9]。这种方式用公式表示就是：国家=强制权力+领导权。换句话说，国家的特征除了专制和暴力以外，还要体现出社会同意的原则。

而处于相对落后的东方社会中的俄国情况却截然不同。由于工业和商品经济发展的滞后，国家结构中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的统治主要是通过暴力和强权来实现的。因此，在俄国，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推翻了国家的统治，实现了革命的胜利。相反，在西方社会，暴力革命能够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中的政治权力，却无法获得社会的同意，无法取得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革命失败的教训就是，简单套用十月革命的战略在西方社会是不能奏效的。因为，“我们往往把国家和政府等同起来，而这种等同恰好是经济—团体形式的新的表现，也就是混淆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新的表现，因为应该指出的是国家的一般概念中有应该属于市民社会概念的某些成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胄的领导权）。有一种关于国家的学说认为国家注定要结束自己而熔化在被调整了的社会之中，——在这种学说里上述问题占着中心的地位。可以设想，国家强制的一面将由于确立起来了被调整了的社会（即伦理社会或市民社会）的越来越多的因素而逐渐结束自己”[10]。由此，葛兰西指出，西方革命的关键目标就是争夺文化领导权。而夺取文化领导权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暴力革命的运动方式并不适合于攻克资产阶级统治中这一最坚固、深层的堡垒。葛兰西认为，“阵地战”的方式更适合针对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展开长期的进攻。通过这些具体战略的论述，葛兰西完整地阐释了他的以争夺文化领导权为核心的文化革命理论。

因此，虽然卢卡奇与葛兰西的研究角度并不完全相同，卢卡奇高度重视革命中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自觉，葛兰西则把文化领导权视作实现革命胜利的关键因素。但他们的结论却共同强调了意识和文化因素在革命中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基于这种理论共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建构了以意识革命为核心的文化的革命理论。

二、理性文化批判

对不同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实展开深刻批判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研究主题，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成为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基点。20世纪初，卢卡奇将对人的政治和经济困境的批判转向了对人的物化意识的研究，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新思路。法兰克福学派正是沿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线索，运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对20世纪资本主义呈现出来的新的异化现实展开了批判性的分析。他们根据时代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问题，把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理解为一种深层的文化危机，并由此多方面开展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现实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危机为背景的。古希腊的理性主义文化一直以来是西方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精神动力。一方面，理性主义包含着追寻客观性、普遍性和必然性的“逻各斯”原则，另一方面还包含着主体性、超越性和自由性的“努斯”原则。两种精神原则以并行发展的形式融汇在理性主义文化之中，成为西方社会的文化基底。“尤其在中世纪之后，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社会契约理论等精神整合与文化创造，通过现代科学技术的加速度发展，一种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基本内涵的理性主义历史意识成为近现代社会的主导性文化精神。”[11]然而近代社会以来，随着理性的不断演进，理性文化精神内在的矛盾不断外显，两种精神原则愈发分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理性被技术进步的至高目标所裹挟，依照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模式改造人类社会成为现代理性主义的趋势。然而，对技术理性片面的崇尚并没有让人的主体性和自由性得到预想的确证，当技术理性压倒人本精神逐渐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理性文化精神的表征时，它的限度便暴露无遗。20世纪的人类历史境遇将理性极度膨胀后的负面结果展示得淋漓尽致。世界大战的浩劫、核武器的毁灭性力量、奥斯维辛和古拉格的悲剧用极端的方式昭示着技术理性的恐怖一面，而现实生活中，大众文化、商品消费对人的操控却以温情脉脉的面目欺骗着普罗大众，使人的不自由和异化状态一步步从经济、政治领域发展到文化和日常生活之中。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深刻地认识到，正是现代西方文化精神中的理性主义文化的过度膨胀导致了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困境和异化状态。由此，他们围绕着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大众文化、性格结构与心理机制等主题向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加剧的理性文化危机展开了全方位的批判。

1。技术理性批判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文化批判理论之中，技术理性批判是其中最核心的主题。如前所述，技术理性是西方社会现代性理性文化的本质内涵，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以及性格与心理机制都与技术理性直接相关，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首先，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揭示了启蒙精神的实质，即宣扬理性至上，推崇理性主义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技术理性，坚信人类可以依靠理性实现对自然界的征服和无限统治并最终获得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确证。然而，启蒙并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而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退化为神话。通过对启蒙“自我摧毁”这一悲剧性的辩证法的论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精神迷信技术理性所导致的人与自然相异化、人与人的相互异化的现实进行了深刻批判。最终，“启蒙辩证法”警示性地宣告了以技术理性为核心的启蒙扼杀人的自由和个性，使人深陷异化的可悲结局：“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12]

其次，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分析了科学技术两重性的特征，并对技术理性全面控制的现代社会中人所遭遇的异化的生存困境进行了描述。在马尔库塞看来，科学技术和技术理性的发展呈现出两面性的特征，用公式来概括就是：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奴役的扩展。具体说来，技术的“‘合理化’的双重含义在这种场合下是相互关联的。劳动的科学管理和科学分工大大提高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的生产率。结果：生活标准也相应得到提高。与此同时并基于同样理由，这一合理的事业产生出一种思维和行为的范型，它甚至为该事业的最具破坏性和压制性的特征进行辩护和开脱。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和操纵一起被熔接成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13]。正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操纵和奴役下，人自愿被整合和统一到技术体系之中，成为丧失批判性和否定性的“单向度的人”。

最后，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系统而完整地阐述了他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想。哈贝马斯同样也论证了科学技术的两重性问题，他认为，一方面，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它也成为一种具有统治功能的新型的“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技术理性的统治与传统意识形态的统治都具有辩护的功能，但两者仍存在差异。技术理性以科学技术为合法性基础，弱化了传统意识形态某些虚假的成分，但是它的操控性却更加深广。

2。意识形态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