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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第2页）

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是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异化的文化力量来进行研究的。概括地说，他们从三个方面对意识形态展开了文化批判。首先，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虚假意识，从而批判了它的欺骗性。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阿多诺将意识形态称为“谎言”、“虚假的意识”、“迷惑的工具”。弗洛姆（又译佛洛姆）更是明确指出：“这些意识形态既不是真理也不是谎言，或者说，既是真理，又是谎言——人们真诚地相信这些意识形态，就这个意义而言，它们是真理；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讲，即就这些被合理化了的意识形态具有掩盖社会和政治行动的真正动机这一点而言，这些意识形态又是谎言。”[14]法兰克福学派的上述论证说明了虚假的意识遮蔽了人对真实需要的理解和认识，通过对人的欺骗，掩盖意识形态背后隐藏的社会行动的真实目的和动机。其次，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操控和压抑的异化力量，从而批判了它的辩护功能。与马克思恩格斯将意识形态视为特定阶级、特别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的观点一致，法兰克福学派也深刻洞见了意识形态替现实辩护的本质特征。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批判了意识形态所具有的操控性和扼杀人的自主性的异化力量。他认为，当今工业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具有“一体化”的作用，使人丧失了个性和自由，沦为“单向度”思想和行为的人。被操控的、“单向度”的现代人按照统一的方式生存，认为这是一种比以往更好的生活，他们不仅丧失了反抗现存制度的维度，甚至将为现实辩护，进一步稳定了现存的秩序。最后，批判了意识形态隐秘而新型的传播手段和实施工具。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现时代的意识形态的传播正逐渐弱化政治统治的因素，转而通过更加隐秘和潜移默化的大众文化媒介来实现。“公共运输和通讯工具，衣、食、住的各种商品，令人着迷的新闻娱乐产品，这一切带来的都是固定的态度和习惯，以及使消费者比较愉快地与生产者、进而与社会整体相联结的思想和情绪上的反应。在这一过程中，产品起着思想灌输和操纵的作用；它们引起一种虚假的难以看出其为谬误的意识。”[15]由此，大众文化成为了麻痹人们心灵，灌输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传播手段。不仅如此，法兰克福学派还尖锐地指出，为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物质基础和实施工具的正是现代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为大众文化传播和灌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提供了智力支持和技术手段，正是两者的结合，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异化力量更加难以抗拒。

3。大众文化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激烈批判和否定是基于他们对文化和艺术本性的理解。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大众文化违逆了本真的文化追求自由和超越性的本质特征，沦为非创造性的、商品化的和统治人的工具，是理性文化丧失自由维度，放弃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

首先，批判了大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特征。法兰克福学派在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时，经常使用“文化工业”这一范畴来表述大众文化。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文化工业的含义进行了论述，揭示了大众文化与商品经济相融合的本质特征。大众文化产品已经不再体现为艺术形式，而是变成了按照市场规律而生产和消费的商品。“由于出现了大量的廉价的系列产品，再加上普遍进行欺诈，所以艺术本身就更加具有商品性质了。”[16]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的自动化加速了文化产品的产业化和批量生产，使大众文化彻底沦为以效益和利润为导向的商品。

其次，批判了大众文化辩护性、操纵性、强制性特征。法兰克福学派经常使用的另一个范畴就是“肯定的文化”。“所谓肯定的文化，是指资产阶级时代按其本身的历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根本特性就是认可普遍性的义务，认可必须无条件肯定的永恒美好和更有价值的世界。……接受它们，便会带来欢快和幸福的行动。”[17]从法兰克福学派的论述中可以发现，肯定的文化维护的是现存的社会秩序和利益，它操纵人的思想和喜恶，把认可和接受现存的思维强加给个人，从而发挥美化和稳定现存的“社会水泥”的功能。

再次，批判了大众文化虚假性、欺骗性、迷惑性特征。大众文化通过电影、广告等形式允诺给人虚拟的幸福，消解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当人们在消遣和娱乐中得到放松和舒缓，在电影中得到安慰和发泄，在广告中获得消费的满足，便会忘记现实的痛苦，沉溺于大众文化提供的“幸福”和“满足”。“享乐意味着全身心的放松，头脑中什么也不思念，忘记了一切痛苦和忧伤。这种享乐是以无能为力为基础的。实际上，享乐是一种逃避，但是不像人们所主张的逃避恶劣的现实，而是逃避对现实的恶劣思想进行反抗。娱乐消遣作品所许诺的解放，是摆脱思想的解放，而不是摆脱消极东西的解放。”[18]由此，大众文化消解了人们的反抗意识，在幻想中安于现状。

最后，批判了大众文化标准化、复制化、齐一化特征。对大众文化商品化的生产导致了文化产品的整齐划一，“重复”与“趋同”成了大众文化的关键特征。这种模式化的作品失去了真正的艺术品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的特性。法兰克福学派对这种标准化的大众文化产生的后果进行了深刻批判：“在文化工业中，个性之所以成为虚幻的，不仅是由于文化工业生产方式的标准化，个人只有当自己与普遍的社会完全一致时，他才能容忍个性处于虚幻的这种处境。”[19]大众文化的标准模式预先框定了艺术产品的形式，扼杀了创造者和接受者的想象力。在文化工业巨大的整平能力面前，个体的自主性彻底被瓦解。

4。性格结构与心理机制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对理性危机的文化批判从社会现实领域转向了人的内心和精神世界。人的精神世界的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理性文化危机深化的体现，也是人的最深层次的异化，同时却是最细微和不易察觉的异化，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性格结构与心理机制批判是其理性文化批判最内在和深刻的表达。

马尔库塞对“压抑性心理机制”的批判是在弗洛伊德的基本命题——“文明起源于性压抑”的基础上展开的。马尔库塞认为，进入到现代社会，文明对人的压抑有增无减，随着异化的普遍化和非人格化，人的心理压抑的状态更加严重，两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劳动（工作）异化为苦役；爱欲降格为单纯的性欲。一方面，在现实原则和操纵原则的支配下，个体从事的劳动与自身的需要并不协调，变成了一种让人痛苦的活动。然而，现代人逐渐接受了这种压抑的生活状态，忍受着异化劳动的枯燥，转而通过娱乐和消费释放被压抑的力比多。另一方面，现代人受到文明的压抑愈强烈，人的爱欲的能量和范围愈缩小，最后退化为单纯的性欲。面对这种最深层的压抑，马尔库塞反对弗洛伊德对非压抑生存状态可能性所持的悲观看法。在《爱欲与文明》中，马尔库塞阐述了人解放本能和需要，实现非压抑性生存方式的乐观态度。非压抑性生存方式包括两个方面：工作转变为消遣；性欲升华为爱欲。通过感性的自我升华，劳动可以摆脱现实原则获得消遣和表演的性质，由此工作将不再是苦役，转变为消遣活动。对于性欲来说，通过感性的解放，本能将摆脱理性压抑的暴政升华为爱欲。通过这两个方面的转变，马尔库塞肯定了非压抑性生存方式的可能：“本书提出了非压抑性生存方式这个概念，旨在表明，向现阶段文明有可能达到的新阶段过渡将意味着，使传统文化颠倒过来，不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就要解放迄今为止一直受到禁忌和压抑的本能需要及其满足。”[20]弗洛姆是法兰克福学派中另一位“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首先向我们展示了人的个体化进程与逃避自由心理产生的内在联系。人在不断超越自然的理性化过程中获得了个体化的发展，然而伴随着人的自由的增长，人的孤独感也日益增强。承受自由带来的不安全感的人“便产生了想要放弃其个人独立的冲动，想要把自己完全隐没在外界中，藉以克服孤独及无权力的感觉”[21]。当这种放弃自由的冲动逐渐积淀为一种心理常态时，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便产生了。弗洛姆划分了三种典型的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的表现：受虐狂和虐待狂共生的极权主义；攻击性和破坏性；顺世和随俗。弗洛姆对这些心理机制消解人的主体性、使人倾向于依附权威的负面影响进行了深刻批判，并为现代人摆脱孤独、扬弃心理异化指出了真正有效的出路：实现一种积极自由的生存状态。

在心理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弗洛姆在《自为的人》和《健全的社会》中从弗洛伊德的性格结构范畴出发，对现代人扭曲的性格特征进行了研究。与弗洛伊德不同，弗洛姆认为，性格的基础不是力比多而是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联方式。因此，受社会和文化形态的影响，一个社会的成员虽然性格各异但是可以具有反映一个社会特征的共同的性格特征。在当今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中，主导性的社会性格结构发生了异化，体现为一种非生产性或非创造性的倾向。在弗洛姆看来，这种非生产性或非创造性的性格结构同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一样，都代表着现代人的深层异化，这种性格可以划分为四种基本类型：接受型性格倾向、剥削型性格倾向、囤积型（储积型）性格倾向和市场型（买卖型）性格倾向。作为不健全社会中的主导性性格，这四种非生产性的性格结构将泯灭人的个性、抹杀人的创造性和主体性。因此，弗洛姆认为解决这种病态的性格结构的方式就是确立健全的人格以实现健全的社会。在《占有还是生存》中，弗洛姆延续了之前几部著作对异化心理的剖析，对现代人“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也进行了批判性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社会物质财富丰沛与资本主义根本矛盾悬而未决的冲突，面对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与人的自主性日益萎缩的背反，法兰克福学派将社会异化的根源指向了压倒人本主义精神的技术理性，指向了淹没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指向了片面发展的理性主义文化，开掘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思路，将理性文化批判向更加具体和深入的主题与方向上作出了延伸。

三、生活世界理论

20世纪以来，胡塞尔、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列斐伏尔、许茨、赫勒等西方著名哲学家纷纷以“生活世界”或“日常生活”为研究对象并从文化的角度对其展开了深入的分析。虽然在价值取向和基本观点上存在差异，但是这些理论说明了一个问题：生活世界从本质上和根本上表现为一个文化的世界。正如以“理性化”为特征的现代性文化力量塑造了现代西方社会的日常思维和行动方式一样，在一个社会长期的历史中凝结和积淀下来的“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是以生活世界（或日常生活世界）为基本寓所和根基的；反之，生活世界（或日常生活世界）的本质规定性和内在机制，也正是文化所包蕴的价值、意义、传统、习惯、给定的规则等。因此，哲学理性关注生活世界或日常生活世界的缘由，不是其外在的、具体的、琐屑的日常生计和活动，而是体现在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日常交往等活动背后，作为人类给定的知识储备、文化先见、价值取向、非客体化的规则体系、传统习惯等等”[22]。正因如此，对“生活世界”的关注和研究成为20世纪西方理论界的重要议题，从文化的角度对生活世界中存在的异化现象和危机状况予以批判也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题中之意。

作为“生活世界”理论的开创者，胡塞尔将现代西方的科学危机视作一种深刻的生存危机和文化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样从文化的角度展开了对生活世界的论述，然而他们普遍关注的是生活世界的异化问题。虽然这些理论在一些具体观点和最终结论上存在差异，但它们都将生活世界异化的根源直接指向了带来工业文明的理性文化精神。因此它们希望通过反抗生存困境、推动日常生活批判和重建合理化的生活世界的方式实现对异化的扬弃。

1。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理论

列斐伏尔是法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他是20世纪较早地开始进行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研究的思想家，以《日常生活批判》为代表，列斐伏尔的研究在20世纪的生活世界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与胡塞尔把生活世界作为非批判的价值和意义源泉不同，列斐伏尔并不主张简单地向生活世界回归，而是在反思中对日常生活这一社会活动的深层基础性领域中存在的异化状态进行批判。

列斐伏尔的重要理论特色在于他是从理性主义文化对日常生活的控制角度展开日常生活批判的。他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日常生活的异化鲜明地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特征，异化是通过大众文化、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消费的控制实现的，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的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带来的结果。

首先，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展开了批判。列斐伏尔认为，科技理性的发展已经使现代化的技术全面应用到日常生活之中。随着大众传播工具向日常生活的扩散，电影、电视、广告等大众传播手段取代了以往的文字媒介。新兴的大众传播手段在传播速度和广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也为资产阶级的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的灌输与植入提供了极好的物质基础。尤其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的熏染，人们很难去抵抗这种隐藏在看似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的面纱下的操控与统治。因此，列斐伏尔尖锐地指出，在这个过程中，日常生活被国家和官僚政治一体化，同时又完全被碎片化了。在被现代理性文化全面侵染的日常生活中，大众传播工具消除了人们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逐渐陷入一种被动、消极、麻木的生存状态。

其次，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展开了批判。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生产和创造新的商品，并通过大众媒介的宣传持续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影响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消费方式和习惯。通过对人们消费的控制，日常生活沦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附属品，完全受到经济利益的控制，由此，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异化已经全面渗透到了日常生活领域。[23]资本主义的消费控制使个体日益远离社会，加剧着日常生活中人的疏离感，最终将导致价值和文化的分崩离析。由此，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的异化产生了一种历史性的后果，就是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削弱了人们的主体性和革命性，因而维护了资本主义的现状。

2。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

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同样是建立在对理性文化的批判之上，然而与全然否定理性价值的观点不同，哈贝马斯对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的差异进行了客观区分，批判了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所导致的对交往理性的抑制。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体现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正是工具理性过度发达导致交往的不合理所带来的结果。因此，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工具理性所造成的文化危机的批判，他试图通过批判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问题来重建合理化交往得以实现的生活世界。概括地说，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观点。

首先，生活世界为主体间的交往提供文化背景和基础。哈贝马斯着重强调了生活世界对于个体生存和交往行为展开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哈贝马斯看来，由文化、社会和个性构成的生活世界的重要功能在于为主体提供文化传统和解释力量。在这样一个文化的世界中，主体获得了一个给定的文化体系和稳定的文化背景。交往行为者正是在生活世界中在文化上形成具有共识性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换句话说，个体的交往行动是内在于生活世界之中的。

其次，理性化机制的运行导致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指的是“与一种很少区别的社会体系最初共处的生活世界，越来越多地下降为一种与其他下属体系并行的一种下属体系。在这里，体系机制越来越脱离社会结构，即脱离社会统一借以进行的社会结构”[24]。哈贝马斯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理性化机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全面运行所引发的结果。在生活世界不断降格的过程中，生活世界原本为交往所提供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规范也不再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约束作用，理性化和科层化的系统摆脱了生活世界并逐渐破坏着生活世界的文化机制，造成了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危机和异化现实。

由此，通过对意识革命重要性的论述、对理性文化的批判以及对生活世界的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确立了从文化视角审视现实，解决人类生存困境和危机的批判范式。从根本上说，这种文化批判的实质就是要扬弃现实中人的异化状态，恢复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这与马克思哲学将人的生命本质视为有意识的、超越性的活动的理解是内在统一的。马克思对造成人的异化的经济因素给予了深刻分析，以打破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的方式寻求人的自由和解放。西方马克思主义转而重视人的理性、心理和意识的意义，从文化的角度探寻人类否定、扬弃并超越现实的路径，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实批判的深入和扩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向我们证明，文化力量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变革和日常生活的重建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对西方发达社会最深层的理性文化危机展开全方位的批判从而寻找扬弃异化、获得主体自由的有效途径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调和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