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中文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征（第1页）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征

从前面的描述可以见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或开端，若与其他国家和其他时期相比，有三个方面的突出特征：一是理论准备相对不足；二是这一时期传播的主要内容集中于唯物史观；三是已在相当程度上意识到了理论与实践之张力，并试图以某种方式克服之。因而，尽管理论准备相对不足，但由于抓住了唯物史观这一核心内容，且对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有所意识，这一开端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本源性与开放性。

1。“理论准备不足”析论

无疑，当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在中国被践行之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与前述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问题，大致上应当是同样的。但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却有一点与之相当不同：这就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并非是出于理论兴趣而关注马克思主义的，而主要是出于实践兴趣而找到马克思主义的，他们甫一找到这一利器便即刻投入使用，而未给自己留下多少在思想中先行操练的时间。前面曾说到，在俄国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虽然已被介绍到中国，但并未产生多大影响。人们也未能将之与其他流派的社会主义详加区分，在当时思想文化界流行的仍主要是进化论思潮。《新青年》同仁也大都接受了这种思想。正在苦苦追求救国之道之时，十月革命使人们看到了另外一种道路。这就激发人们去效法苏俄，走以社会主义革命救中国之路。因此，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实不可小视。但由于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只是被零星地介绍进来，因而就还根本谈不上系统的理解。这一点与西方其他国家，与俄国，都是十分不同的。一般而言，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其在一个国家的传播深度和广度，自然是与工人运动的发展程度正相关联的。在此意义上，石川祯浩所批评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研究中的传统观念，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与工人运动的发展程度成正相关的观念，倒是十分正确的。但这种正确的前提是该国家处于常规的历史状态之中，即除过资本主义的发展之外，并无其他社会矛盾所造成的危机。但现代中国显然并不是处在这样一种常规状态之中的，而是处在一种非常规的、多种社会矛盾交织的极度危机状态之中，从而人们对于能够有效救国的理论便处于一种极度的渴求之中。任何这样一种理论，一旦到手，便恨不能即刻投入使用，以便尽快见到成效，哪里还有时间去精雕细刻？因此，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就是：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践行之时，人们尚未在理论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当然，重提这一历史事实，不是要提出另外一种历史可能性，更不是要对当时那些历史行动作另外的评价，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段历史。

我们只要看一下1926年6月6日《觉悟》（《民国日报》之副刊）上发表的署名“汉俊”[43]的《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其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一文，就可以见出当时马克思主义传播和研究的条件及状况。这篇文章中有一段颇能够说明问题的话：

在我们中国，现在关于马克思学说的书很少，我们将所有的照易难的次序列出来罢：

关于全貌的：

一、近世经济思想史论（河上肇著，李培天译）

二、共产党宣言（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

关于唯物史观的：

一、唯物史观解说（郭泰著，李达译，中华书局发行）

二、经济史观（塞利格曼著，陈石孚译）

三、社会主义与进化论（高畠素之著，夏丏尊、李继祯合译，新时代丛书社）

四、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新时代丛书社）

关于阶级斗争的：

一、阶级斗争（柯祖基著，恽代英译，新青年社发行）

关于经济学说的：

一、马克思资本论（马尔西著，李汉俊译）

二、工钱劳动与资本（马克斯著，袁让译）

三、马克斯经济学说（柯祖基著，陈溥贤译），此外还有高畠素之著李达译的社会问题总览，和生田长江、本间久雄合著周佛海译的社会问题概观里面，也有关于马克思学说的部分叙述，也可以做我们研究的参考。[44]

上列12种书中，有4种书的作者是日本人，另有两本即《马克思资本论》和《马克斯经济学说》亦是从日本人远藤无水翻译的《通俗马格斯资本论》和高畠素之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转译的。[45]

上述情况首先说明的当然是日本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的重要中转作用，但同时亦说明了当时中国人所能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资料的有限性。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博大精深，这些资料自然是相当有限的。其中属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也只有《共产党宣言》和《工钱劳动与资本》两种。当然，此时还有几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或著作片段被译成了中文[46]，但总的说来，情况还是如李汉俊所说的那样，“关于马克思学说的书很少”。由于受到资料的限制，一般情况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就不可能超越这些资料而达到比较深广的程度。

因此，当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践行马克思主义之时，其理论上的准备显然是不充分的。这种不充分当然是由于历史条件造成的，而非人为的结果。对此历史事实，人们所能做的便是去理解其缘由与后果，而不是加以责难，或者相反，否认其意义或后果。[47]当然，说到“不足”，这就涉及判定足与不足的标准问题。由于标准的不同，往往基于同一事实，却导致截然不同的结论。一般说到理论上准备不足，对比的标准多是俄国，即俄国人在将马克思主义付诸实施之先，已经有了普列汉诺夫等一批理论大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精深研究，而中国则缺乏这些工作。但如脱离了对比的语境，人们也不能由此而断定俄国人当时的理论准备就充足了。从列宁1914至1915年间，“置笼罩全欧洲的‘一战’风云于不顾，潜心埋头研究黑格尔哲学，研究辩证法问题”，并感叹“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就不难看出，在列宁看来，当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理论上准备不足的。因此，所谓理论上准备不足，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非一个绝对的概念。它所标示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尚未能系统而深入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理论准备不足的缘由，从根本上说在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有留下足够的时间去让中国人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博大精深也决非短时间内能够深入其堂奥。只要想一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一版从1956年出版第1卷，到1985年50卷全部出齐，用了整整30年，就知道这一工作的困难程度，还不要说真正全面理解其精髓。此外，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实效的实用理性态度，恐怕也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原因。但不论这一理论上的准备不足是由于何种缘故，它都带来了重要的后果。承认并深入认识这些后果，而不是非难前人或否认事实，进而加以弥补或克服，才是后人应为之正事。

2。为何集中于唯物史观之介绍

论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一般都指出这一时期的传播集中于唯物史观。对此事实，一般并无争议。有争议的是集中于唯物史观的原因和如何评价这一事实。

有论者认为，其所以集中于唯物史观，其原因之一，唯物史观如恩格斯所言，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此说初看起来，似无问题，但若一细究，则不难发现其逻辑上与历史上均有漏洞。从逻辑上看，既然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均为马克思的两大最重要发现，为何就一定要先集中于唯物史观的传播呢？这从逻辑上无法解释。而从历史上看，我们从文献中找不到当时人们由于认识到了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故宜先行传播之证据。对此原因的理解，恐怕还只能从当时的历史情势中去寻找。当时的历史实情是面对国家危亡之局势，先进的中国人遍寻救国救世之良方，而由于目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之种种问题，人们多服膺于各种超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方案，而要论证其社会改革方案，则直接依据便是各种历史观。从哲学层面上讲，正是历史观或历史哲学才是各种社会改革方案之理论依据，因而人们将关注点集中于历史观也便合情合理了。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自然也是其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因而，不难理解，当十月革命激发中国人以俄为法，去以社会主义方式救国之时，要论证这种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必然性，便自然地要追溯至唯物史观。因此，对于集中于唯物史观，不能只从唯物史观是两大发现上看，而主要是由于它对社会主义作了总体的论证，即一方面，唯物史观论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其中的阶级斗争理论又为实现这一社会理想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方式。

当然，这当中还涉及马克思的另一大发现即剩余价值学说的传播问题。事实上，虽然王亚南、郭大力翻译的《资本论》三大卷的完整出版，是1938年的事情，其先陆续有几种不完整译本的出版也是1930年以后的事情[48]，但从前引李汉俊文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如《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雇佣劳动与资本》）已有中译本出版，另外还有数种介绍马克思《资本论》的著作出版，因此，可以说当时人们已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有相当的了解。但其所以集中于唯物史观的传播，恐怕原因在于当时人们并未像后来那样，将马克思主义分割为三个组成部分，将唯物史观划分在哲学中，将《资本论》划分在政治经济学中，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将唯物史观视为其核心，而将其经济学说视为其唯物史观的一个理论延伸。

这一点可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清楚地看到。李大钊写道：“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离了他的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因为他根据他的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然后根据这个确定的原理，以观察现在的经济状态，就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为分析的、解剖的研究，豫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运命；然后更根据这个豫见，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为研究上便利起见，就他的学说各方面分别观察，大概如此。其实他的学说是完全自成一个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都有不能分离不容割裂的关系。”[49]

此外，可能还由于《资本论》深奥复杂，使得人们难于在短期内将其把握，恐怕也是一个不能在初期大量传播的原因。不是人们未认识到《资本论》的重要，而恐怕在更大程度上是无法将这样一部科学巨著在短时间内介绍给国人。从人们初知《资本论》的思想，到其全译本出现，经历了二十余年，就很能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