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中文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征（第2页）

至于如何评价这一事实，则涉及评价的标准问题。这当中的关键之处便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就是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历史唯物主义，则李大钊等人当年的传播工作便可说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之精髓；而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外还包括辩证唯物主义等，则评价便会相当的不同。事实上，大多数论者正是按照后来的苏联教科书体系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来评价当时集中于唯物史观的传播的。甚至于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部著作中，在涉及李大钊时，人们便将唯物史观从其他部分中分割开来。该书作者对于李大钊的评价是极高的：“李守常先生在中国近五十年思想史上的贡献，非他人所可比及”，“李先生是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思想这样澎湃，可以说都是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先生可为先知先觉，其思想之影响及重要可以知矣”[50]。尽管如此，也不难在其列举中看出他是将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唯物论并列的。如果这样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并列，便必定会得出结论，仅仅唯物史观还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部分，因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来说就还是不完整的，因而就是有局限的，需要加以补充和改正的。这大概也就是后来人们要补上辩证唯物主义之内容的缘由，也是后来人们评价集中于唯物史观传播的标准。但这一标准既然是立基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而非基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自身之理论的，且如前述，亦非李大钊等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之构成，则其合理与否便是可进一步讨论的。

3。对马克思主义内在张力之意识

李大钊已然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张力。他写道：“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这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马氏主张无变化即无历史——的原动为生产力；一方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就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一方否认阶级的活动，无论是直接在经济现象本身上的活动，是间接由财产法或一般法制上的限制，常可以有些决定经济行程的效力；一方又说阶级竞争的活动，可以产出历史上根本的事实，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李大钊此处所论显然涉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内在张力。对此张力，李大钊承认利亚诺（Eugeninano）驳马克思的一段话是“可谓中了要厄”，但认为“这个明显的矛盾，在马氏学说中，也有自圆的说法”，即“马氏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但也承认这个解释“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51]。显然，对于这一张力，李大钊不同于流俗理解之处，正在于他没有去刻意地否认或者以某种方式加以消解。因为他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在于这一问题涉及理论解释与实际行动之间的张力问题，并不能用一种单纯的理论方式予以消解。李大钊显然也熟知第二国际的机械决定论或定命说的危机，因而他也就知道单纯的理论上的能够自圆的说法并不能解决实际上的问题。他说：“有人说，历史的唯物论者以经济行程的进路为必然的、不能免的，给他加上了一种定命的彩色，后来马克思派的社会党，因为信了这个定命说，除去等着集产制自然成熟以外，什么提议也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以致现代各国社会党都遇到很大的危机。这固然可以说是马氏唯物史观的流弊，然自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共产者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到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绝大的功绩。”显然，在李大钊看来，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坐等历史必然性自行发生的定命论学说。不仅如此，这唯物史观之决定论的观念亦有其实践之用途：“在别一方面，也可以拿这社会主义有必然性的说，坚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信他必然发生，于宣传社会主义上，的确有如耶教福音经典的效力。”[52]不久之后，李大钊又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指出：“有人误解了唯物史观，以为社会的进步只靠物质上自然的变动，勿须人类的活动，而坐待新境遇的到来。因而一般批评唯物史观的人，亦有以此为口实，便说这种定命（听命由天）的人生观，是唯物史观给下（的）恶影响。这都是大错特错，唯物史观基于人生的影响乃适居其反。”其例便是，“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53]。

诚然，若从理论上看，李大钊的这种对于历史必然性与阶级斗争关系或决定论与能动论关系的处理方式，是有着某种不能令人满意之处的。但若说换一种在理论上似更能自圆其说的方式会更好一些，则要看其提出的是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许多论者提到与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差不多同时发表的胡汉民的论著《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54]，认为胡汉民“在某种意义上，他对唯物史观在学理上的阐述更为准确”，“胡汉民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要比李大钊深入”，或者说，在对于唯物史观一些问题的理解上，“胡汉民显然比李大钊正确”，甚至还有人认为“他的长文《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几乎是逐条对李的文章进行直接批驳”[55]。论者们所说的主要是指李大钊对于利亚诺对马克思的驳论承认其“中了要厄”，尽管说马克思“也有自圆的说法”，但又终觉这说法有牵强的地方，而胡汉民则对利亚诺（胡汉民译为“列拿努”）的驳论断然予以反驳。胡汉民写道：“因为马克斯在经济学批评等著作上，既确认社会之生产力为社会的原动力。而在共产党宣言上又说从来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眼看去，很像自相矛盾，然仔细考求，他的学说却是一贯联络的……阶级对立、阶级斗争，都是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故此在一方可以说社会生产力为历史之原动力，在他一方可以说从来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即由社会生产力变化而来……马克思的话，实在没有矛盾。”[56]

对于前述论者的说法，如果人们仔细比较一下李胡二人之文章，其实并不能看出其间有什么原则上的不同，而倒是会看到诸多说法相似之处。如对于利亚诺对马克思的驳论，二人都以将阶级斗争纳入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的方式予以反驳。周纵策先生说胡文“几乎是逐条对李的文章进行直接批驳”，真是不知从何说起。当然，胡文关于唯物史观之创立人与李大钊说法不同，但这一不同是基于二人对唯物史观定义的不同，而并非李大钊混淆了马克思与孔多塞、圣西门等人的区别，因而算不上是什么实质性的不同，更不是“纠正了李大钊的失误之处”。唯一有重要意义的不同之处，便是从行文语气上看，胡汉民似乎更为服膺唯物史观，而李大钊则似乎对利亚诺的反驳显得不太那么自信，“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但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胡汉民比李大钊思想更深刻吗？未必。如前述，李大钊并不认为在历史必然性与阶级竞争之间只能选择其一，因为在他看来，这两个方面都为改造社会所需要。而上述解决方式其实是将阶级斗争归结为了历史规律之中，而这样一来，阶级斗争也就不再是一种能动的活动，而成了一种为历史必然性所决定的东西。这种解决方式如果展开的话，其实也就是卢卡奇借助于黑格尔辩证法所行之事。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卢卡奇最终将能动的阶级意识归结为了某种历史的必然性，虽然从理论上似乎解决了矛盾，但实际上依然消解了无产阶级意识的能动性。显然，如此理解的阶级竞争并不是李大钊所想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对这种解决方式持一种有保留的看法，认为虽然可以自圆，但若从改变世界的实践所要求的能动性来看，则终觉有不妥之处。故他宁可让这种矛盾存在着，而不愿用某种方式将其在词语上消解。以笔者愚见，这恐怕是李大钊更为深刻的地方。而胡汉民的解释，虽然从理论上看要更为圆融一些，但却取消了阶级竞争的能动性。周纵策先生说胡文“几乎是逐条对李的文章进行直接批驳”，虽然缺乏依据，但说“戴季陶和胡汉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与李大钊不同的，前两人强调这一理论的民族主义的涵义，而李追随的是阶级斗争，这个因素导致了他们后来的分裂”[57]，却是实情。而最终导致这分裂的深层思想原因，恐怕正在于李大钊基于其早年的青春哲学之推崇“自由意志之理”，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独特理解，而对于阶级竞争的看重，不过是在其早期基本哲学观念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解罢了。这种理解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其早期思想的一种马克思主义延伸。若从前述第二国际、卢卡奇及葛兰西对于决定论与能动论关系处理之理论上的得失来看，恐怕李大钊这一独特理解更近于葛兰西，从而至少更有助于在实践上较好地处理这一关系。也恐怕正是基于此，他才不愿为了理论逻辑上的自圆，而损害了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1]参见附录：《改变世界的哲学何以可能》。

[2]《毛泽东选集》第4卷，15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英］赫胥黎：《天演论》，严复译，Ⅶ、Ⅹ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4]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17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5]李泽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8—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6]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革命》，161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7]蔡元培：《社会主义史序》，见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1集第3册《社会主义论战》，172页，辽宁大学哲学系1981年编印。

[8]胡汉民：《孟子与社会主义》，见吴雁南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2卷，303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9]《孙中山全集》第2卷，3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10]《黄兴集》，26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参见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12]参见林代昭等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上，298—306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

[13]《孙中山全集》第2卷，5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14]《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24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5]《李大钊文集》第2卷，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6]《毛泽东选集》第4卷，14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7]至于毛泽东文章所据的《联共党史》中“10月25日，‘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向冬宫轰击的炮声，宣告了新纪元即社会主义的开始”说法，即便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据新近考证，是“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与彼得—保罗要塞一起发炮，但“阿芙乐尔”号由于舰上没有炮弹，只是发了空炮），也不影响毛泽东的这一略带文学性说法的历史意义。有关考证文章见高放：《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响自何方？——“阿芙乐尔”号按约定先放空炮》，载《百年潮》，2008（2）。

[18]梁启超：《论学日本书之益》，《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19]据统计，1896—1927年间，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有近8万人。参见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185—186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20]参见周纵策：《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42—4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21]参见鲜于浩：《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稿》，235—305页，成都，巴蜀书社，1994；张允侯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216—4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22]参见［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39—4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王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20世纪30年代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化》，86—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23]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关系，涉及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中的作用。对此应有一个适当的估计，而不宜固执于某一方面。以往的研究过于强调中国自身的社会历史条件，即认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但如此一来，就无法回答石川祯浩的质疑：如果按照东亚各国资本主义及工人运动发展程度以及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无论如何都应当是日本在先、中国在后，朝鲜更在其次，而为何实际上却恰好相反，是朝鲜在先，中国在后，日本更在其次？但如果不固执于工人运动的发展程度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深度和广度，而是从国家身处危亡境地而寻求救国之道的迫切程度来看，则肯定是朝鲜、中国在先，从而石川祯浩的质疑也就失去了效力。进而，他对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质疑，也就失去了大半效力。有关石川祯浩的质疑以及对其质疑的回应和讨论，可参见［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4—1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杨奎松：《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17—27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汪文庆：《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几点不同意见——访北京大学萧超然教授》，载《百年潮》，2006（6）；朱成甲：《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李大钊历史作用问题的探讨——兼评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有关论述》，载《中共党史研究》，2009（8）。

[24]有关资料引自左玉河：《简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渠道》，载《毛泽东思想研究》，1991（1）。

[25]东方大学全称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苏联最早一批成立的高级党校之一，成立于1921年秋。设国内部和国外部两部。国内部招收苏联境内东方各少数民族的学生；国外部招收境外东方各民族的学生，设有中国班、日本班、印尼班、伊朗班、土耳其班、蒙古班和朝鲜班。1928年中，由于学生与校方的矛盾，中国班撤销，学生转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于1925年，1928年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至1930年停办。参见黄纪莲：《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载《黑龙江社会科学》，1997（5）。

[26]石川祯浩在其《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曾对陈溥贤（笔名“渊泉”）所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的作用作了特别的强调，认为他为李大钊提供了资料和解释方面的帮助，构成了李大钊与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的“中介”，甚至认为“如果撇开陈溥贤，我们就无法谈论五四时期的李大钊是如何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石川祯浩这方面的考证工作无疑有助于深化对该问题研究，但此说却过于偏颇，很难为人所接受。对此说法，萧超然、朱成甲等均撰文给予了反驳。参见［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6—2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汪文庆：《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几点不同意见——访北京大学萧超然教授》，载《百年潮》，2006（6）；朱成甲：《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李大钊历史作用问题的探讨——兼评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有关论述》，载《中共党史研究》，2009（8）。